| A．对环境破坏的伤感 | B．热爱和平的态度 | C．对农业生产的关心 | D．爱国忧民的情怀 |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 A．政府重视蒙学教材的编纂 | B．官学读经颓势难振的趋势 |
| C．经学教育以培养品德为主 | D．儒学的社会基础得到拓展 |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由于财政危机，国家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已全部收归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国家不仅占有了盐铁商人的利润，而且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国家一旦控制了盐铁，大量为豪族地主所隐古的人口，不得不出高价食官盐、用官铁，等于是在向国家交税。“天下之利”尽由国家掌握，将商人排斥于流通领域之外，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商业独占以榨取农业赋税的一种方式。
——程念棋《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汪沫《神童诗》
该制度包含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等基本精神，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很高人文素养的行政管理人才，它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相的权力，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
——《剑桥中国隋唐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武帝巩固发展大一统的措施及影响。
(2)指出材料二所提及的制度，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制度的积极作用。
| A．适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 | B．体现了一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
| C．注重借鉴外来思想成果 | D．兼具学术研究和政治统治双重功能 |
| A．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 B．豪华奢靡的宫廷生活 |
| C．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 D．文人雅士的艺术追求 |
| A．中原地区的文化辐射到各国 | B．楚国形成具有南方特点的楚文化 |
| C．初步形成华夏族的文化认同 | D．楚国实行开放且包容的民族政策 |
材料：《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礼记•大学》
《汉书•循吏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担任郡功曹（官名）时，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由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南阳人为纪念这两位太守，修建了一座“二信守祠”，俗称“父母祠”。“父母官”一词由此而来，成为百姓对廉洁奉公、关怀百姓、造福一方的地方的敬称。
——据《汉书》《后汉书》整理
解读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拟定一个关于材料的论题，并就所述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准确概括材料，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 A．建立礼乐社会 | B．严格控制臣民 |
| C．讲究师出有名 | D．实行军功爵制 |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英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京师大学堂前后发展有何变化，并分析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