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1978—2012年的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的走向成熟时期。其中，每个大的发展阶段又可根据其阶段性特征，具体划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

——据马敏《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据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一   俄罗斯直接从拜占庭那里继承了东正教神学传统，包括神学的主题、方法和特色。拜占庭神学是随着作为一种信仰的东正教以及东正教文化一起传入俄罗斯的。

——摘自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

材料二   罗斯受洗前后，商旅活动是拜占庭与罗斯双边文明交往的最初形式，保加利亚则是两国早期文明交往的桥梁，拜占庭文明先在保加利亚中转，在传入罗斯前便已经斯拉夫化，使得罗斯易于接受这种被改造了的拜占庭文明，随着罗斯受洗皈依东正教，修道院逐斩成为两国直接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基地，从修道院引入罗斯的拜占庭文明是以宗教形式和宗教内容为主的东正教文明，而缺乏系统的希腊古典文明。

——摘自毛晨岚、罗爱林《论拜占庭与罗斯早期文明交任的媒介》

材料三   和帝永元九年，甘英使大秦（即罗马），至安息（即波斯）大秦者，传言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此为中西交通之始。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大秦》

材料一   19世纪初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860年，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相当于整个欧洲工业产值的一半。美国主要的制造业集中在以芝加哥为西端、以华盛顿到波士顿为东线的区域内。19世纪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资本价格一直高于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英国，但美国通过大力普及和发展教育、引进人才、发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等手段和途径，努力提高劳动力的专业化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弥补了由劳动力和资本价格较高而带来的损失。179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920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与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相适应，美国城市人口比重（城市化率）不断增长，从1790年的5%迅速提高到1920年的51%。

——摘编自李佐军《美国工业化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79年，面对国内生活消费品供给与民生需求不匹配的困境，党和政府决定适当发展轻工业，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重，食品、纺织、服装等乡镇轻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得以复苏。198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明确了建立工贸结合外向型经济的总任务。199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增强了工业企业的市场活力；1994年，国务院发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这是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民营工业企业尤其是广东和江浙一带的民营工业企业快速崛起。众多中国工业企业以此为契机，面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运营，中国工业的规模得到了提升，“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成为展现中国工业实力的标签。

——摘编自盖元臣《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工业化发展的视角》等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诸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们以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不断扩大的殖民地而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当时国际关系基本格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然而1914年，当欧洲国家卷入一战时，“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大战使参战各国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欧洲正在丧失世界工厂和世界银行家地位。战争也使西欧各国几乎失去了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仅兵员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人。一战期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欧洲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极度的怀疑与不满，这令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极为担忧和惊恐。

——摘编自徐蓝《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就实力而言是不对称的，如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3倍。双方沿着意识形态的边界，在国际秩序观、制度观、文明观、价值观等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难以重构全球文明共识。两极格局下，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到两大集团的对抗与竞争中，相反不少国家独立于两大联盟集团之外，并对两极格局多少起到了牵制与限制作用。

——摘编自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等

材料三   冷战结束，西方世界的共同敌人消失，欧洲意识增强，使得经过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和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与苏东体系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整体西方出现了“松散的”局面。美国认为由其领导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于是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频频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而欧洲则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姿态，以欧盟为核心的大欧洲的出现，使欧盟长期以来力图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在形式上已实现。

——摘编自俞金尧《在“世纪尺度”下看当今世界之变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