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历史上,欧洲很长时期为国际经济政治中心,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中心地位开始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很多欧洲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对此扼腕叹息,无时不想恢复欧洲昔日的雄风,然而单凭一国之力量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很多精英的一种共识。但欧洲联合历经坎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真正迈出重要的一步,开始于文化上有着共同起源的西欧国家。当然,在欧洲联合的过程中,美国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走向联合后,西欧国家尽管一直在争取实现对美国的“平等伙伴”地位,但二战后的形势使其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彻底摆脱美国的“阴影”。

材料二   反美主义是欧洲一种历史很悠久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反美主义运动已崭露头角,但通常表现为单个国家中部分人的行为。二战后,在涉及与苏联阵营对抗的重大问题上,西欧始终是听命于美国,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西欧与美国在本质上存在的竞争关系,也没有完全消除美国文化在很多欧洲人脑海中的“他者”形象。虽然，单个国家文化精英的反美主义依然是主体,但开始出现了西欧国家共同抵制美国的趋向。冷战结束后，激发欧洲反美主义的内外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随着美国文化以更猛烈的形式向外传播表现出加剧的趋势,在很多欧洲人的脑海中，美国依旧保持着负面形象,反美主义还会在欧洲这个古老的大陆延续下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晓德《反美主义与欧洲联合中认同的强化》

材料一：古代世界的贸易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进行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以伦敦公会大商人为主的英国特许贸易商人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外贸易商人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1500年他们控制了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到16世纪中叶甚至达到90%，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学徒法案》（1563年颁布）的实施，来自绅士、骑士、贵族以及农民等各个阶层的人员都参与了海外贸易。

——摘编自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之比较》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告：“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会谈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

1969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主要标志是美国接受与苏联的核均势及将欧洲、日本和中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力量中心。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

——摘编自《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等

材料三：新时期中国重大外交事件（部分）

7 . 材料   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至1993年间举行了3次首脑会议，签订了有关削减2/3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美俄关于建立伙伴与友好关系宪章》等30余个文件。1994年，美俄关系中出现了许多麻烦，俄罗斯外交发生了由完全倒向西方到东西并重的全方位的重大转变；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反美情绪，克林顿的对俄政策同样遭到国内的批评美俄双方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利益并不一致。为了调整关系，克林顿和叶利钦于1995年再次会晤，在俄伊核贸易问题上，叶利钦向美国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让步；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双方没有找到共同点；在车臣问题上也各执一词，对于会谈的结果，俄罗斯的美国问题专家阿尔巴托夫认为：“俄美两国结束了蜜月而进入对立时代的现实，正好表明俄罗斯已成长为够坚持自己意志的国家了”。

——摘编自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材料一   从总体上说唐代的监察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御史台制度，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代表皇帝，监察百官，是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统治百官的一种工具；凡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不法之事，无所不察，无所不纠。另一种监察制度是谏官制度，谏官的监察则是以下对上的，以皇帝为监察对象。皇帝的个人生活直至王国大政都在谏议之列；还封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溪的奏章。这样就形成了以上察下，以下督上的双向监察机制。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仍然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不少昏庸无能之辈在国王的庇护下仍然在政府中身居要职，政治丑闻屡见不鲜。由于英国实行政党轮流执政制，无论哪个政党在竞选中获胜上台，都把官职作为奖品在自己的支持者中进行分配。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和经济发展，近代公务员制度逐渐产生了。19世纪，英国政府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反腐法律的国家。迄今为止它通过的最重要的反腐败立法包括：1889年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1906年通过的《防止腐败法》等，二战后通过的多部法令中均有针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法律条文，在英国，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有权对政府进行监督，其具体权力包括质询权、调查权，倒阁权和弹劾权等。英国的司法机关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管辖。在英国，舆论和新闻媒体素有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传统。舆论和新媒体的监督是对政府滥用职权的一种有效制约，使腐败行为更容易暴露在阳光下，因而在实际上对腐败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

——摘编自李靖堃《英国的反腐败机制》等

材料一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伦敦人口增长了4倍多，从1550年的7.5万增长到1650年的40万，伦敦一举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16、17世纪前后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伦敦先后爆发了十多次大的瘟疫，对当时的社会危害极大，不仅造成人口大量的丧失，并且造成了经济萧条、社会不安。

——摘编自塞常磊《16—17世纪伦敦的瘟疫与社会》

材料二   伦敦发生鼠疫后，基督教会束手无策，民众对救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在医学界的要求和建议下，政府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一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因加强对防疫工作的组织管理，既是稳定统治秩序的根本需要，同时又是压制地方势力，拓展王权权威的现实要求。1578年后，王室政府高度重视防疫工作，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政府先后出台《政令大全》等法令政策，进一步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初步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制度和体系，这显然加快了鼠疫在英国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