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五口之家农户税赋负担简表

——摘编自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材料二   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至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制新科”后，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在19世纪初美国工人讨伐资本主义的浪潮中，谴责工资劳动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工人，谴责工资劳动损害妇女“母性”的同时，也摧毁了妇女的家庭责任感和道德感。然而，当受害人变成男性工人自己时，他们不是从道德角度，而是从劳动成果被剥夺、经济独立丧失的角度指控该制度。总之，男工习惯于从家庭领域而非生产领域评判女工，并没有认识到女工和自己一样，也是劳动成果受剥削者和工人阶级的一员。

——蔡萌《19世纪初美国工人阶级的性别矛盾》

材料二   1844年，美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劳工刊物《工人倡导者报》（Workingman'sAdvocate）刊登一篇女工"访谈"。W小姐在工厂工作17年，积蓄不少。有人问她：“工厂是否让妇女丧失做家务的能力？”她回答说：“我对家务一无所知，甚至不懂如何照顾病人。”B小姐是一名熟练织布工，20岁不到就在工厂做工。在被问到工厂生活如何时，她说：“越来越差。绝大多数监工口中满是污言秽语，让我非常害怕。……我们每时每刻都害怕遭到虐待。"

A小姐在工厂工作多年，在被问到工厂生活是否会让妇女忽略家庭责任时，她沉思片刻后回答说：“还能怎样呢？我们除不断加快速度外，没有时间做任何事。”

有人问一位女工的母亲：“工厂生活是否让妇女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她回答说：“是的，很多女工根本不知家庭生活为何物。”

——蔡萌《19世纪初美国工人阶级的性别矛盾》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1864年，总理衙门组织出版了《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中译本），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国际法。郑观应阅读此书后写道：“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尽受其范”，列强争雄之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认为中国应加入国际法体系。他将国际法规范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相比照，指出依据国际法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他国不得干涉，中国应据此要求修改条约，提高关税，“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图谋，郑观应修改自己关于国际法的文章，增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遭遇，及越南、缅甸等小国作为“太弱者”无法援用国际法自卫等事例，感叹说：“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者，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