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长城，总兵官蔡元上疏，请求整修古北口一带残破的长城，康熙就此事发表了他的长城观：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摘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材料二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文化价值不是长城修筑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动态的历史场域中，长城本身的物质形态会改变，长城的价值超越了历史长时段并不断被赋予新认知，也因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在古代、近代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有所不同。

——摘编自付瑞红《长城文化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意涵与展示路径》

材料一   曲辕犁在中国耕犁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增加了策额、压镜、犁评，可以调节耕地深度。曲辕代替直辕，使犁辕缩短，减轻犁身重量，转动方便。辕由直变曲，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大大节省了畜力。因此，曲辕犁不但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需要，而且在丘陵山地也可以使用，在北方中原也推广开来，成为唐代最主要的耕犁。我国耕犁发展到唐代，已经基本定型了，现在使用的耕犁实际上和唐代的曲辕犁没什么两样。

——摘编自杨向春《唐代的耕牛与牛耕》

材料二   在18世纪英国纺纱业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过程中，发明家和企业家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而消费者、政府等多种社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变、市场机制的作用，英国社会创新不断，到18世纪，社会出现发明热和投资热。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收入增加，消费者追求生活时尚，积极购买新产品，这是技术创新得以产生和应用的根本所在。可以看到，英国社会的众多行动者都对纺纱业的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制度和政策对创新驱动发展始终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摘编自迟红刚、徐飞《从技术创新到社会技术系统转型——工业革命先导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三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点，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在现代工业生产上，而且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网民数达到4.89亿，已接近5.38亿的互联网总用户数。在过去18个月中，全球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了近10倍，目前已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10.1%，其中我国的占比更高达17.8%。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都在迅速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管理形式、营销推广方式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巨大变化。伴随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一个规模庞大、拉动效应极强的新兴市场正在孕育形成。从这个角度上看，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更是生活模式的改变，影响是全方位的。

——摘编自兰建平《“第三次浪潮”到“第三次工业革命”》

材料一   面对嘉靖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先后作了种种的改革尝试，但是这些改革尝试大都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到了万历初年，“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士张居正，掀起了一场对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改革浪潮，从而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摘自傅衣凌主编《中国历史·明史》

材料二   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行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 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 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三 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前进了一步，也为后来的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各国都重视发展生产，整顿政治，增强国力，促进了局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蜀、吴三国还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交融。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