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巩固新建的政权。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改进。秦代建立的赋税徭役并行制，是以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为三大支柱，并辅以徭役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
——摘编自易述程《古代税赋——历代赋税与劳役制度》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农民的大量逃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乏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
——摘编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康熙后期，清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朝赋役制度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王朝“重大调整”的具体举措有哪些，并分析其做出“重大调整”的原因。
(3)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三中“摊丁入亩”所反映出的古代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明清手工业发展的史实说明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
材料 东方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以亚洲和非洲为主要研究对象，在19世纪有了重要发展。1873年，首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巴黎召开，并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在其影响下，德、法、俄等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机构，而英国政府在一战形势危急、财政困顿的1917年，也筹建起耗资不菲的东方研究学院。一战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东方学都进入黄金时期。
二战后，东方学的发展出现新变化。1960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尽可能多地邀请“东方”学者参会，又额外申请了10万卢比，用于邀请来自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会议快结束时，美国曾申请下一届会议的主办权，由于苏联的干预并未如愿。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由印度承办。1964年，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主题为“人的尊严、人类友好和世界团结”，试图代表“东方”国家发声。1967年，美国如愿在安娜堡举办了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由于官方以及私人机构的强大财力投入，与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该会议使美国的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占领主要学术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东方”研究的学术话语。新范式强调跨学科研究，更加关注目标地区的“当下”问题。
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正式更名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
——摘编自张扬《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东方学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方学出现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汉立国之初，匈奴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扰边，给西汉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宁边固界，刘邦采纳大臣建议，与匈奴“和亲”。惠帝、文帝、景帝承袭前制，继续推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使汉匈休战得以维持60余年。李唐王朝带有鲜卑族血统，“夷夏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多数较为主动而开放。“和亲”多出于建立友好互信、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拓土开疆为主要目的。寰宇四邻、目及四海，可谓“四面出击”，涉及吐谷浑、突厥、吐蕃等九个少数民族，最远伸及中亚锡尔河中游的宁远国，和亲规模远超前代。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材料二 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五代以后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和亲。满蒙联姻从一开始即有一个明确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
——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
(1)阅读材料一，指出唐初“和亲”与汉初“和亲”的异同。结合唐代的背景，说明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清朝为何重视满蒙联姻。
材料一 英国传统能源依赖木材。15、16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传统手工业如啤酒业、煮盐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等迅速发展，而且都以木柴作为生产燃料，木柴短缺危机日益加剧。16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能源逐渐转型。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城镇基本上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到18世纪上半叶，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到了19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将近150年。凭借储量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英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到1899年拥有各类舰艇472艘，总吨位达到约126.6万吨，大大提升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美国是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引领者。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挖掘了第一口油井，标志着世界现代石油产业的开端。此后百年间，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主导者。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内，受限于精炼技术和利用技术的落后，石油主要用于提炼煤油以作照明之用，一直到1910年左右，石油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才超过5%。随着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到1950年左右，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两大背景。进入21世纪，第三次能源转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正迎头赶上。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吴磊、詹红兵《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英国能源转型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引领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原因。
(3)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时期。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中国应该走怎样的能源发展之路。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儒家、法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 汉初，废弃了秦代法律的严酷繁杂成分，由萧何制定了崇尚宽简的《九章律》……汉律强调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儒家经义成为其法理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版）》
材料二 第8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537条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
——摘自1804年《法国民法典》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律的特点。
(2)材料二体现了哪些立法原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民法典》得以颁布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儒士吕大钩辞官回乡后,制定了《吕氏乡约》,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方面作出规范性的要求。在该乡约的引领下,当时的蓝田地区民风淳朴,甚至关中一代的社会风气也深受其影响。明清时期,无论是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愿望的上达,乡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乡贤大量流失,乡村中“营利型”和“掠夺型”经纪横行,乡村民众苦不堪言。正如学者巴林顿・摩尔所说,“所有的隐匿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因前统治阶级倒台所产生的真空。”总体而言,乡贤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摘编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民国时期乡贤在乡村治理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
9 . 材料 张仲景（约公元150—约219年），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他自幼嗜好医学，少年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张仲景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博采众方，并结合个人临床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该书序中写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两部。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仲景在后世受到尊崇的原因。
材料一 北魏依照中原已有官制传统，将官员按一定标准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种，从品为北魏之首创。按品级定俸禄。在汉化改革之前，北魏官吏无论政绩好坏任期均为六年，这无疑致使官吏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而且不予发放俸禄，客观上造成官吏贪污赋税、压榨民脂民膏。这种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不但效率低下，使政令难以推行，而且加剧了官民矛盾，威胁统治。为规范统治阶级的行为，中央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与考核，对于官吏的贪污腐败等行为更是严厉打击。
——胡明泽《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剖析》
材料二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时推行的）“考成法”的核心是“立限考事”和“以事责人”，即明确各类公务的时限，落实每项公务的责任人。比如针对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机构，他要求全体官员将所办公务一律登记造册，制作出三本公务簿，一本留在部院作为底本，另外两本分别送六科、内阁备案待查。公务簿所列大小事务根据轻重缓急，确定最终完成期限，然后根据实际完成情形逐一注销。每月进行一次考成，每半年汇报一次执行情况，每年进行一次总结考核，朝廷再依据考成的结果来确定官员的升迁或降黜、褒奖或处罚。
“考成法”在官员内部确立了层层督察的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员均被纳入到了绩效考核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成书于万历年间的《玉堂丛语》，曾对比了明初和万历年间朝廷罢黜官员的人数，言洪武、永乐年间因考核不称职而被罢黜的官员不过几十人，而万历年间这一数字竟飙升到近两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考成法”的实施效果。
——蔡亚龙《整顿吏治推考成，通时识变主新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并概括指出北魏在学习中原王朝官制方面的创新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的主要举措，并分析其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孝文帝时期和明朝万历年间吏治整顿的相似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