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巩固新建的政权。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改进。秦代建立的赋税徭役并行制，是以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为三大支柱，并辅以徭役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
——摘编自易述程《古代税赋——历代赋税与劳役制度》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农民的大量逃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乏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
——摘编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康熙后期，清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朝赋役制度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王朝“重大调整”的具体举措有哪些，并分析其做出“重大调整”的原因。
(3)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三中“摊丁入亩”所反映出的古代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明清手工业发展的史实说明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汉立国之初，匈奴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扰边，给西汉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宁边固界，刘邦采纳大臣建议，与匈奴“和亲”。惠帝、文帝、景帝承袭前制，继续推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使汉匈休战得以维持60余年。李唐王朝带有鲜卑族血统，“夷夏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多数较为主动而开放。“和亲”多出于建立友好互信、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拓土开疆为主要目的。寰宇四邻、目及四海，可谓“四面出击”，涉及吐谷浑、突厥、吐蕃等九个少数民族，最远伸及中亚锡尔河中游的宁远国，和亲规模远超前代。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材料二 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五代以后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和亲。满蒙联姻从一开始即有一个明确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
——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
(1)阅读材料一，指出唐初“和亲”与汉初“和亲”的异同。结合唐代的背景，说明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清朝为何重视满蒙联姻。
材料一 英国传统能源依赖木材。15、16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传统手工业如啤酒业、煮盐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等迅速发展，而且都以木柴作为生产燃料，木柴短缺危机日益加剧。16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能源逐渐转型。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城镇基本上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到18世纪上半叶，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到了19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将近150年。凭借储量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英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到1899年拥有各类舰艇472艘，总吨位达到约126.6万吨，大大提升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美国是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引领者。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挖掘了第一口油井，标志着世界现代石油产业的开端。此后百年间，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主导者。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内，受限于精炼技术和利用技术的落后，石油主要用于提炼煤油以作照明之用，一直到1910年左右，石油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才超过5%。随着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到1950年左右，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两大背景。进入21世纪，第三次能源转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正迎头赶上。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吴磊、詹红兵《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英国能源转型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引领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原因。
(3)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时期。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中国应该走怎样的能源发展之路。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5 . 材料 张仲景（约公元150—约219年），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他自幼嗜好医学，少年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张仲景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博采众方，并结合个人临床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该书序中写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两部。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仲景在后世受到尊崇的原因。
材料一 北魏依照中原已有官制传统，将官员按一定标准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种，从品为北魏之首创。按品级定俸禄。在汉化改革之前，北魏官吏无论政绩好坏任期均为六年，这无疑致使官吏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而且不予发放俸禄，客观上造成官吏贪污赋税、压榨民脂民膏。这种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不但效率低下，使政令难以推行，而且加剧了官民矛盾，威胁统治。为规范统治阶级的行为，中央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与考核，对于官吏的贪污腐败等行为更是严厉打击。
——胡明泽《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剖析》
材料二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时推行的）“考成法”的核心是“立限考事”和“以事责人”，即明确各类公务的时限，落实每项公务的责任人。比如针对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机构，他要求全体官员将所办公务一律登记造册，制作出三本公务簿，一本留在部院作为底本，另外两本分别送六科、内阁备案待查。公务簿所列大小事务根据轻重缓急，确定最终完成期限，然后根据实际完成情形逐一注销。每月进行一次考成，每半年汇报一次执行情况，每年进行一次总结考核，朝廷再依据考成的结果来确定官员的升迁或降黜、褒奖或处罚。
“考成法”在官员内部确立了层层督察的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员均被纳入到了绩效考核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成书于万历年间的《玉堂丛语》，曾对比了明初和万历年间朝廷罢黜官员的人数，言洪武、永乐年间因考核不称职而被罢黜的官员不过几十人，而万历年间这一数字竟飙升到近两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考成法”的实施效果。
——蔡亚龙《整顿吏治推考成，通时识变主新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并概括指出北魏在学习中原王朝官制方面的创新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的主要举措，并分析其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孝文帝时期和明朝万历年间吏治整顿的相似原因。
材料一 从秦汉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天下共同体的观念。在古代，天下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儒家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是模糊的、相对的，所需辨认的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因此，这一观念成为普遍适用于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的价值。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中国社会政治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先后发生，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二 现如今，虽然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前，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打破资本逻辑为全球化秩序所戴上的陈旧桎梏。……与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资本化有所不同，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彼此之间突破固有屏障、日益展开密切的全方位交流。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零距离”“零时空”的态势。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天下共同体观念的特点，并简述晚清以来“新的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国际间货币结算日益频繁和复杂。1816年英国制定法案，实行金本位制。此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先后采用，形成了以英镑为中心、以金币或黄金在国际间流通为主的国际金本位货币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各国的金币具有法定的含金量，金币可以自由流通，而且不易贬值。
材料二 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金本位制崩溃。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国际货币关系陷入日益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二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值，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实际上等同于黄金，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材料三 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实力地位进一步下降，美元购买力也日益下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美元贬值并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不予理睬，于是德、意、比、荷等国先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此后，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取代。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姜春明、佟家栋《世界经济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际金本位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背景以及该体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背景，并说明影响世界货币制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柏利在1853年进行的那次访问是不受欢迎的，但过后他在日本反而有了许多潜在的盟友。……长州和萨摩两藩的领主终于领悟到，与西方打交道的唯一途径，是采用西方本身的军事和技术装备。他们要为日本人拯救日本，就要学习西方的秘密。……明治时代是日本西化的伟大的时代。从此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材料二 康有为在受光绪皇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摘自《戊戌变法》
材料三 从明治四年到明治六年，岩仓使节团以考察各国的文物制度为使命，寻访了欧美各国，参观调查了“工厂、火车、电线、邮政”，积极推进殖产兴业政策，使节团在西欧各国调查研究的成果开始在日本生根开花。……明治七年开设的内务省，以劝业为中心，在各地设立官营模范工厂，推行振兴国产化企业，扶植民业的政策。
材料四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思想上引发了极大震动，不仅顽固派坚决反对，而且不少维新派人物如唐才常、黄遵宪也难以接受，帝党领袖翁同龢也斥之为“说经家一野狐也”。因此，他的著作出版不久，即被光绪皇帝下令毁版。
（1）材料一中长州和萨摩两藩主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希望“变法三年可以自立”的历史背景。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的基本情况。
（4）戊戌变法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根据材料四和所学知识，分析维新派在变法中的失误之处。
10 . ［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首先离去的当然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他们感谢上海这个“诺亚方舟”使自己免遭纳粹毒手，但他们毕竟只是把上海看作临时避难地，并无长期居留的思想准备。一俟世界各地硝烟散尽，和平恢复，他们便着手去寻找一个可以永久居留的新家园。此外，他们大都有家属和亲友没能逃离欧洲或逃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在战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因此战争一结束，他们便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去与亲人团聚。这也是他们在战后急于离开上海的一个原因
——潘光、周国建《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海成为容纳犹太难民“诺亚方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二战后初期部分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中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