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全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1894年春）

材料一   14世纪初，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级，它不得不与王权相结合，结成同盟来斗争，支持国王逐渐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近代民族国家。

——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

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示范作用。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订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拿破仑所创建的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法国和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所做的事情是这样之多，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据吕一民《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58—1969年戴高乐执政期间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1959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收回对法国舰队的指挥权，禁止美国使用法国基地。1960年法国爆炸第1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签订美苏禁止核扩散条约（1963），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否决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加入西欧共同市场。1964年，法国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1966年法国军队全部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迫使该组织总部撤离法国迁往布鲁塞尔。

——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

材料一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筑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等

材料二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编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不同而和、和实生物，从学理上看两者具备“相结合”后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良好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举，充分肯定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个人家庭、民族国家与人类社会诸层面的价值意义，结合新时代国内外现实条件与改革开放建设实践，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重塑并筑牢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的蕴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升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国承彦主编《传统文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材料：1903年，学者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从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

当年《江苏》杂志首先使用了黄帝纪年，卷首刊载了黄帝像。不久，《黄帝魂》《浙江潮》《国粹学报》《民报》等报纸杂志和当时出版的书籍如《猛回头》《警世钟》等纷纷刊登或转载黄帝像，相率使用黄帝纪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及各省响应的文告都采用黄帝纪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喻大华等《论晚清“孔子纪念”与“黄帝纪念”》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辜鸿铭提出：“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陈独秀则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

——据辜鸿铭《在德不在辫》、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编写

材料一   唐太宗时，道的武官出征时称大总管，平时在本道称大都督。唐高宗以后，大都督“带使持节”称为节度使。景云二年，正式置节度使，后来边防各地共设八个节度使。至德之后，内地的刺史也加受节度使官衔。中央向各道派遣的大使为文官，名目繁多，有巡察、安抚、按察使、按察采访处置使等。但道的最高长官节度使都兼文武职，军、政、财无所不统。

——邝士元《中国经世史》

材料二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主空气的吹拂，各种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误认为民主参政的春天已经到来，纷纷结社，组党，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袁世凯虽占据总统之宝座，但只要内阁大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即可时时牵掣他。而国民党派系以外的其他各党，则对袁世凯抱有更大的幻想，对国民党的独揽政权心怀不满，欲借重袁世凯来压制国民党。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将所有的大权都揽入手中，只是其羽翼未半之时，还需要拉拢一些党派为幌子，做一点民主的姿态。

——李喜所等《民元前后国民“参政热”评析》

材料三   1939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重新抬头，有些同志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要破裂，党应该重新建立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结果在实际工作中，抵触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严重破坏了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为此，党中央提出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它“可以用铁一般的行动证明新民主主义政治远优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使广大人民在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体验和了解民主政治远比专制政治为好”。

——王顺喜《试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