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人手里夺取西西里岛，建立了海外的第一个行省。从公元前227年始，罗马正式向行省派遣官员，标志着规范化的行省制度建立。西西里行省除少数城市免税外，大多数的行省居民都必须向罗马交纳什一税。统治初期，行省总督主要负责征收什一税，同时不断往来于各地的巡回法庭，处理各种案件。行省各城市基本上遵循原有的法律制度，而在一些矛盾激化的城市里，罗马元老院会派遣立法委员会参照罗马法重新起草和制定新的城市法。罗马还设立了告门审理行省居民控诉行省总督案件的特殊法庭，制宝了一些措施来防范行省长官收空礼物和从事任何买卖活动。西西里行省建立后，一批有学识的希腊战俘被带到罗马城，他们成为罗马的第一批希腊文学教师。其中的杰出者将希腊语动听的韵律与拉丁语铿锵有力的音节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影响久远的拉丁文学。罗马对行省的统治制度，主要是在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西里行省的建立是罗马城邦制度终结的标志。

——摘编自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西西里行省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材料二   元朝政治家程钜夫在题为《论行省》的奏疏中说：“窃谓省者，古来宫禁之别名，宰相常议事其中，故后来宰相治事之地谓之省。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此何义也?当初只为伯颜丞相等带省中相衔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镇压远地，止是权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五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美溢则百端欺隐，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然则有省何益，无省何害?……今欲正名分，省冗官，宜罢诸处行省。”

——摘编自程钜夫《雪楼集》卷十《论行省》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材料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以下是部分学者或课题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段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

——摘编自瞿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材料一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唐宝应元年（762年），盐铁使刘晏再变盐法，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立“纲法”。……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与煎户直接交易，收买、运销之权悉归于商人，并得世袭。清代盐政，承袭明末纲法。雍正、乾隆、嘉庆之际，国泰民安，户口繁殖，盐销量剧增。盐商以有专利，遂致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于时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三   自民初以来，以张謇和景学钤为代表的盐务改革派，为兴利除弊，致力改革中国盐政，但因盐商势力太大，未有结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改革派的努力下，至1930年，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刷新盐政。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的盐政专门法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争状态，确保军需民食，同时尽量笼取盐利佐助军费，国民政府于1942年推行政府专卖制。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转入战后建设，于1945年废止盐专卖，改行征税制。1946年行政院颁布《盐政纲领》，1947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盐政条例》。总观国民政府在战后实行的征税制，虽标榜就场就仓征税，任人民自由贩运买卖，但实际上盐的生产运销仍为封建势力和官僚所把持，巨额盐利亦由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所独占。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