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印边境战争后的最初几年，印度对外一直宣称，“1962年10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所以，在当时的西方看来，是中国“先制造事端”。但到了1970年，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在伦敦出版。该书根据中印边境冲突的相关资料，驳斥了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的观点，并指出这一观点是全世界（包括印度和美国）的错觉。内维尔提出了关于印度“先制造事端”的观点，对美国学者重新评价中印边界战争产生了直接影响。70年代后，美国学术界开始认为，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压倒性的迅速反击。就中国而言，这是反击性战争。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却越来越走向非理性和不理智。

——《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

材料一     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在秦汉时已相当明显。为了建立与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要求知识与技术为富国强兵服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我国古代，凡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知识技能都占有明显优势，编制历法、授民以时是农业社会的头等大事。……“西方科学向来是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天文学家“只不过是皇帝的文职公仆而已”，“而文化更低、更下一层的技师和工匠也无疑同样具有这种官僚性质”。

材料二     宋代的科技发明非常多，尤以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著称于世，并获得广泛使用。有宋一代，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愈加巩固。而自唐中叶以来，土地国有制度（均田制）瓦解，庶族地主经济及小自耕农经济不断壮大，土地买卖相当自由，各种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这些因素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理学思想盛行，辩论成风。所谓“穷理”、所谓“格物致知”，也鼓励了相关知识的探究与体系化。科举推行贡举，取士不问门第，即便出身低微，士人的发明创造也有了更多机会被注意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肖巍《科学：思想史、方法论与社会学》

材料一   抗战爆发前后，中共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由此肇始。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重庆谈判、旧政协会议等场合进行协商，政党协商制度进一步酝酿。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机制逐渐固定，政党协商制度得以初建。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恢复政党协商传统，并通过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将政党协商制度确立下来。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中共探索新型国家制度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典型缩影。

——摘编自《中国政党协商制度生成与发展：从“座谈”到“制度”》

材料二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被视为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英国政党产生于议会。l7世纪70年代，围绕詹姆士是否可以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分裂为两派，即“托利党”和“辉格党”。两派在议会中相互攻讦，斗争不断。在19世纪，两派逐步演变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在l9世纪末它们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现代政党。至此，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在英国形成。l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党由盛转衰，工党成立并发展壮大。1924年后，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在英国，两党制与议会制度“生死相依”，议会选举是两党制运行的具体方式和制度安排，它保证了两党制度的稳定。

——摘编自常胜泽《生死相依”的英国两党制与议会选举制度》等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根据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指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陈云始终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务必要综合平衡，他系统地论述了搞好综合平衡的具体措施与工作的开展原则，并强调“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一步一个脚印，避免浪费，协调经济，从而实现真正的平衡。”陈云认为，经济建设最终是要为整体社会服务的，“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陈云早在建国初就提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应占据重要位置的思想，新时期他对于市场与计划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其国家市场经济思想由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陈云与邓小平共同支持并领导了针对旧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后形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摘编自陈伟等《对于陈云主要经济思想的再认识》

5 . 材料   魏征（580~643年），唐朝名相，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提出许多治国良策，为贞观盛世局面的开创作出杰出贡献。魏征以隋亡为鉴，强调治国不可失其道，统治者只有与百姓“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并“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天下方可归于纯朴。贞观六年，魏征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认为统治者只有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才能使国家绵延长久。贞观十年，他上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天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斯格。”继而向唐太宗进言：“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征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

——摘编自孙中信《魏征以德治国之道》

材料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上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据《魏书》等

材料一   忽必烈时期，元朝就建立起从蒙古本部通往窝阔台、察合台汗国（主要领土位于今中亚地区）的驿道，从山西雁门至别失八里置30个新的驿站，伊利汗国（主要领土位于今西亚地区）又把中原地区的驿站制度推行到其境内。元朝与各汗国都在交通大道上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商旅的法令，维护路途的安全。东西方之间使节、商旅、僧徒、旅行者的双向流动络绎不绝，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昭示了亚欧大陆全面接触和互动的肇端，中国与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

——摘编自石云涛《元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往来》

材料二   公元13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特别是其上层的统治集团已逐步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对粮食、纺织品、饮料等的需求越来越大。元政府不惜以“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不但给北上通商的色目商人发金银牌符以使其获得乘驿优惠，而且“特免收税以优之”。……尽管蒙元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必然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被其“征服”，但蒙古游牧民族的这种“重商”传统观念及其相应的蒙元帝国的有关经济政策与中原汉族统治阶级一向主张的“重农抑商”传统政策总是有所不同，至少也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对于包括丝路贸易在内的蒙元内外贸易经济，无疑起着积极作用。

——摘编自蒋致洁《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

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和法国，他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回国后便开始用西方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诠释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而在抗战期间，则深入到儒家礼乐文化中，并对礼乐精神进行了更全面的学术定位。朱光潜认为，儒家学术思想里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儒家正是从礼和乐“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建筑起一套伦理学，一套教育学与政治学，甚至于一套宇宙哲学与宗教哲学”。在朱光潜看来，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个人、社会到宇宙并不是一个相互割裂的过程，而是一个同心圆的外推的过程，而整个同心圆则被礼乐照亮。在这里面，朱光潜重视的并非是形式意义上的礼和乐，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礼和乐。他说虽然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等，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等，但括而言之，乐的精神就是一个和，礼的精神就是一个序。

——摘编自易冬冬《传统礼乐的美学重构：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例》

材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辽宁营口出土的金牛山文化表明早在28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栖息。在朝阳市喀左县、沈阳“新乐遗址”、大连旅顺郭家村都发现过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新石器时代，在这里居住的除汉族的先人外，还有东胡、肃慎等民族的先人，辽宁因此形成了与中国“中原古文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自己特点的“北方古文化”区系。根据中国最早的史书《禹贡》记载，辽宁地区最早为冀、青二州之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面设置郡县，在辽宁地区设置辽东、辽西、左北平郡明代时为辽东都司，明接管元对辽宁的统治后，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当时本溪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明朝中叶，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奖励移民开垦，关内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积再度扩大，使辽宁成为当时重要的粮食调出区之一。

——摘编自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

材料 二战期间，海军大批新型武器装备作为新质作战力量登上海战舞台、担任海战主角。保罗·肯尼迪曾指出：“太平洋战争中，航空母舰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列舰的衰落显得最为明显。”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岸防兵成长为海军的重要兵力，使海军真正成为由五大兵种组成的综合性军种。海空立体作战、登陆与抗登陆作战、破交与保交作战、封锁与反封锁作战取代了一战时的战列舰近距离火炮对决作战。二战初期，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正是由于拥有较为强大的海军，取得战略主动权，侵略图谋暂时得逞。战争中期同盟国海军奋力夺取各大洋制海权，扭转了被动局面。战争反攻期同盟国海军全线出击，大举歼灭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海军，为向其沿海和本土发起进攻、最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杨晓丹、杨志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的革命性发展与战略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