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明洪武年间，儒家经典及有关书籍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大宗。此外，政府的法令和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明中叶之后书籍的印刷范围日益广泛，医书、日用便览、童蒙读本等日用参考书也都大量刻印出来，文学书籍的出版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超越前代。明代刻书地点分布很广，最为著名的有福建建阳、南京、苏州。明代的图书出版主要仍是雕版印刷，刻书事业的经营者仍像唐末五代以来一样，包括政府官刻和私人两种，私人又分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书籍附图，到了明代更为盛行和精妙，书坊把精美的绘画当成吸引读者购买书籍的重要手段之一。
——摘编自南炳文《明史》
材料二：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狄德罗（1713-1784)和达郎贝尔（1717-1783)的《百科全书》以其新颖观念和广泛传播冲破王政时期书业管理制度的藩篱，催生了近代出版业。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伦敦成了世界书籍之都；一年一度的盛大书市吸引全欧书商汇集在德国菜比锡。出版业不断推出新产品，赢得市场；出版业借助欧洲大陆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和扫盲教育的成果，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几乎全体居民，大众文化于1860年至1880年之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出现。到了1905年，巴黎的一本书印数可达十万，而在1912年的德国火车站候车室就有书籍由售了。
——摘编自莫里耶《突飞猛进的一百年——从欧洲近代出版业的诞生到大众文化的勃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出版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出版业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近代以来，棚户区作为上海平民的栖身立命之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为稳定秩序巩固统治，1928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建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着手勘定建筑地点，开始兴建第一平民住所。此后，市政府向市银行借贷兴建了第二及第三平民住所，为不少平民提供了较好的可供居住的场所。1935年，市政府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向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开始营建平民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住房救助事业的发展，但财政的窘困决定了市政府无法满足广大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摘编自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被上海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1年起，在借鉴以往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先后建成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几十个工人住宅区，并配套建设诊疗所、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一五”期间住宅建设合计总投资额为1.54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与此同时，“自建公助”等住宅建设形式也大量出现。这些新建住宅不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从市区向外辐射，星星点点分布在市区周围。此外，修理的老公房因价格较低，也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从而基本满足了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解决平民住房问题的措施及效果。(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民居住条件改善的特点及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近代以来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认识。
材料 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特征之一。在上古时期，封国之间公、侯、伯、子、男；贵族之间公、卿、大夫、士等的社会资源配备，包括宫室、车旗、舆服、器用之类都按照所谓的“命”来安排。《天子建州》记载，周王室派周公阅到鲁国使聘，鲁国招待之物中熬稻、熬黍象征着文治，虎形盐巴则意味着武功……每当新的统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便着手礼乐制度建设，历代都有所谓“议礼”，即通过礼制大讨论，制定符合本朝的礼乐大典……儒家被尊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其“尊尊亲亲”的根本特点也转化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法则。唐代的刑书有律、令、格、式四种，其中的“令”就是“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的行用范围不限于中国本土，当礼仪制度在中国本土出现缺失时，“礼失而求诸野”，在东亚文化圈的其他地区还可见到中国传统古礼的遗踪，比如朝鲜半岛、日本部分地区还保留有冠礼，东南亚部分地区还保留藉田礼，等等。
——摘编自柳诒辉《中国礼俗史发凡》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特点的成因。
材料 探索文明兴衰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理解作为文明之灵魂的文明本体精神，即任何文明都具有的精神文化观念体系和行为体系。文明本体精神是在文明生长和上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任何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见表）。
| 挑战一：如何面对自身沉淀下来的观念和风习 | （1）必须承传的精华部分； （2）必须改造才可继续发挥作用的部分； （3）必须抛弃的有害的糟粕 |
| 挑战二：如何对待他者文明 | （1）吸纳和引进有益的积极性成果： （2）拒斥有害的观念； （3）不学习但尊重只适应他者文明自身的特殊产物 |
| 挑战三：如何面向新的时代要求 | （1）能适应性调整和更新； （2）进行新的创造 |
——摘编自刘景华《世界历史上文明兴衰之思考》
根据材料，从整体或局部任一角度自拟论题，结合世界史相关内容进行阐释。（要求：以某一文明本体为例，主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清晰。）材料 历史动力学理论认为，社会通常是在时间递进型与空间传动型动力作用下向前发展的。时间递进常指一个社会靠自身的动力机制向前发展，而空间传动则指社会的发展是在外力的冲击和压迫下实现嬗变。在时间递进型动力作用下所实现的社会转型是其内在矛盾展开、激化、质变的结果，它给价值系统带来的往往是传统与现实、新与旧的纷争；在空间传动型动力作用下，社会的转型是在外力刺激下发生的，价值系统内部呈现的通常是内与外、中与西、自生的与舶来的冲撞与涤荡。
——摘编自李培超《社会转型与道德冲突》
根据材料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一 古本《竹书纪年》于西晋年间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中发现出土，记录了从夏代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该书记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放伴子丹朱”。
——摘编自吴璐瑶《试论《唐虞之道》与古本《竹书纪年》对于古史禅让记述完全相悖的原因》
材料二 《唐虞之道》编著于战国中后期，是儒家论述禅让制度较为完整的文献，将神让制推崇极至，认为只有禅让制才能化民成俗，禅让的典范就是尧舜之行：“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此后，禅让思想成为了传世千年的主流思想。
——摘编自叶达《<唐虞之道>禅让问题再思考》
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竹书纪年》和《唐虞之道》有关禅让记述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料运用应遵循的原则。材料一 鉴于二战后法属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形势，戴高乐组建“非洲事务处"，授意雅克，富卡尔等人与非洲各国元首地下交易；法国合作部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等“民事”项目，为道达尔等跨国公司开采石油提供便利；借口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而长期驻军，充当“非洲宪兵”；效仿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非洲法郎”制造对法国的经济依赖；成立“法语国家组织”，输出法语文化产品，这些措施共同塑造了广受诟病的“法非特殊关系”。
——摘编自彭姝神《从戴高乐到马克龙：法国的非洲政策变化轨迹与内在逻辑》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非洲是斗争的前线……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1963年，周恩来宣布“不附带任何条件”、“推动受援国自力更生”、“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技术”等对外援助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合作不断深化，非洲人口规模、耕地面积、资源禀赋等潜能持续释放，与中国资本、产业和技术的优势相得益彰。2013年以来，中非之间还在共建“一带一路”、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和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交流互鉴。
——摘编自李安山《中国的非洲政策：一洲之策与全球方略之互动》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非特殊关系”的主要表现，并分析这一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非洲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法两国非洲政策的历史启示。
材料 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的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朝廷赐其“经书、《孝经法帖》《渊鉴斋法帖》”，予帑金以支持其办学、学术科研及藏书建设。康熙至嘉庆年间，福建各级官吏捐俸或拨付田产，资其购置图书。1838年，“置古今经著四百六十种”，除经、史、子、集外，闽人著述和刻印书籍为数也不少，农桑、占星、巫医等稀见。其《藏书章程》规定：各书备士子观览后，应查修贮存；肆业生取阅，登记档册；夏月应行晒晾。1851至1908年，藏书先毁于战火再呈“中兴”，呈现传统经典史籍与体现洋务、新学、西学、时务等书籍收集并重。书院曾培养出林则徐、陈化成等。1901年，书院改为学堂，藏书由近代图书馆接收。
——摘编自陈明利《唐至清代闽台书院藏书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清代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