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医疗的磨制石针。《黄帝内经》融合阴阳五行、经络腧穴、人体与自然相应等学说，构建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因针灸便于操作，医者多加以提儡，百姓亦略知负疗；皇甫谥所撰《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体系较为完整的针灸专书。唐朝出现专门的“针师”和“灸师”,针灸成为太医署的专业之一。北宋针灸家王惟一设计制成铜人模型，作为教学和考试之用。明代，针灸学文献丰富、名家辈出。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二 民国时期，中医学处境艰难，险遭扼杀，针灸也遭到歧视和排斥。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成为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如征集整理并公开民间针负秘术、改编传统针灸入门医书以便普通读者接受、运用生理解剖学论证解释经络学说等。
——摘编自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等
材料三 针灸6世纪开始传到朝鲜、日本、印度，16世纪传到欧洲。新中国成立以来，针灸学的国际影响逐渐扩大。1975年以后，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创办针负培训班，为许多国家培养了针灸人才。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中医针灸”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针灸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民国时期针灸学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针灸学在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材料一 清初的社会治理重视根据理学宗旨整饬基层教化，强调敦厉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为实现个人政治价值，部分理学官僚开始在处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主动将目光延伸到河工、漕运等技术领域，实现了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的转变。自洋务运动开始，大量的新式技术官僚涌现。他们作为18世纪技术官僚的后辈，既是传统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新元素，也是近代西方科技向中国渗透的过程在制度上的反映。
——摘编自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文官制度实行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的原则。由于牛津、剑桥等贵族学校以培养通才著称，因此高级文官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向。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长期处于文官队伍的中下层，使许多部门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福尔顿委员会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调整文官分级制度，专家科技人员自成一类称“科学类”。另外还设立专业技术、训练、法律、警察等十大类。此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彻底打破通才体制，而且政府机构臃肿也严重束缚着行政效率。
——摘编自阎铃铃《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共同之处，分析清朝部分理学官僚转变为技术官僚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60年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并简评其实施效果。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启示。
材料 美国《时代周刊》创刊80多年以来，《时代周刊》封面上以中国的人和事为主题的有60次左右。该周刊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看中国的机会。1938年1月，时代周刊》的锋面人物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照。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84年4月30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手里拿着可口可乐，面露微笑，背景是中国长城。标题是：“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会看到什么”(如图)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上图《时代周刊》“中国的新面貌”出现的原因。
(3)如何客观认识《时代周刊》等外国刊物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及作用。
材料一 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败并退守英格兰等岛屿，客观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战争也使英国民众普遍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有的政治架构被打破，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历史的必然。1618—1648年，欧洲“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爆发“三十年战争”，战后签订的和约确立了缔约各方的“国家主权”，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借用“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目的是通过消解封建君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自己的统治。
——摘编自黄其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促进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结合所学，指出卢梭为“消解封建君主合法性基础”所提出的主张。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清王朝被迫卷入西方所谓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中，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迅速舶来并逐渐取代沿袭几千年的天下王朝观念。在“国将不国”的现实下，形塑一个西方式的强大的现代中国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而非血统种族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相结合，指出中国应加以根本改造，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包含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浙考神墙750
——摘编自宋盼盼、周传斌《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三次转换论析》
(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背景。结合所学，列举20世纪前20年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所采取的举措。材料三 一战以后，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演化为“民族自决”原则，其首倡者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作为霸权更替的获胜者，美国可以借此削弱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然而，这一原则在一战结束后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各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自决的名义，来争取其独立地位。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原因，指出这一时期印度为争取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努力。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三教合祀庙宇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改革在瑞士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宗教文化与时代发展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主持下，苏联政府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力图通过削减党和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利润和奖金激发企业和职工生产积极性。“八五”期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后，勃列日涅夫等其他领导人认为，改革会把苏联引向“市场社会主义”，因而陆续收回了下放的权力，恢复了行政命令体制。虽然计划指标比原来减少，但企业的生产方向、产品品种和生产数量仍由国家规定，计划指标仍是企业绩效考核的关键尺度。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彻底失败。
——摘编自陈婉莹《试析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二 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1984年3月，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发表《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主张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干部职务浮动，能上能下；实行多种形式的内部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允许企业自产自销等。其获得邓小平、项南等人的高度肯定，推动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国务院文件的出台。1984—1988年，福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等高达22.46%，比前五年翻了一番多。2014年5月，30位福建企业家致信中央，提出增强科技创新、发挥“海丝”优势、彻底打破所有制界限等建议，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摘编自黄文麟《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福建企业家“两封信”的记述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苏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特点出现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兴起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民国初年蔡元培兴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北宋兴学与蔡元培教育改革成效有限的共同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中国近代计时方面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在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