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阶段 | 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人作战千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了40万侵华日军。 |
相持阶段 | 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以上。 |
反攻阶段 |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 |
| A．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 B．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 C．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较为消极 | D．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主导作用 |
| A．为农业经济交流提供了新途径 | B．使人类社会实现智能化生产 |
| C．具有革新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 | D．增强了农业产品的竞争优势 |
| A．现代科技各领域相互渗透 | B．现代科技孕育新的增长点 |
| C．科技进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新视角 | D．现代科技拓展了国家社会治理的新领域 |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 时期 | 年份 | 口数 | 出处 |
| 东汉 | 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 约5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西晋 |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 约1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隋 | 581年（文帝开皇元年） | 约2900万 | 《隋书·李德林传》等 |
| 隋 | 609年（炀帝大业五年） | 约4600万 | 《隋书·地理志》 |
| 唐 | 705年（中宗神龙元年） | 约3700万 | 《通典·食货》 |
| 唐 |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 | 约5300万 | 《通典·食货》 |
| 唐 | 760年（肃宗乾元三年） | 约1700万 | 《通典·食货》 |
| 唐 | 820年（宪宗元和十五年） | 约1600万 | 《旧唐书·穆宗纪》 |
材料二 （东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1)依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指出东汉末至西晋初人口变化的原因；并据此辨析表格中的人口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2)运用表格数据，绘制隋唐时期人口数量变化折线图。要求：完整利用表格中数据；在已有网格线上制图；完善坐标信息，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数据刻度以清晰绘制线条。
隋唐时期人口数量变化折线图
(3)结合折线图和所学知识，阐释8世纪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人口数量的变化。
| A．国家结构为联邦制 | B．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平等 |
| C．实行国会集权统治 | D．议员名额注重地域平衡 |
| A．世界市场因战争濒临崩溃 | B．欧美国家侵略重心转移 |
| C．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 | D．单一产业结构弊端显现 |
材料一 1949年11月，首届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拟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等文件，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随后，政府决定在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种，含工商业税(包括坐商、行商、摊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筵席、娱乐、冷食、旅店)等，初步形成了以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为辅，在多环节课征的复合税制。
——摘编自刘尚希等《新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1978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5.9%(比1952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14.2%，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收占 83.6%，比 1952 年上升了 34.9 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占10.4%;财产税收入占0.2%;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5.5%,比1952年下降了 22.5个百分点。
材料三 据初步统计，2018年，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17、4%。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占50.8%;所得税收入占 35.1%。
——材料二、三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税制的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变化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初期限制劳工海外移民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0年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 A．档案数据有误 | B．学者结论错误 | C．研究角度不同 | D．双方皆不可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