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据估计，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在50至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至1250人之间。亚里士多德说：“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在城邦内，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内政、外交、诉讼、立法和选举公职人员等事务，此外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就有了公民个人的一切。不仅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农业是城邦的经济支柱，是公民的命脉。在希腊城邦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对立。
——摘编自杨共乐《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西欧，每座城市都建有完全封闭的城墙，并严格把守城门，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敌，另一方面是用来将它同周围的农村分离开来。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形式上，城市的自由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但后者放弃了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中，市民是享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市民的公民权赋予了他们参与城市事务和城市管理的权利。古代原始社会、古典社会乃至基督教义中传承下来的平等、自主、理性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建立。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希腊城邦相比，中世纪西欧城市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顺治九年（1652年）清领海南后，黎族土官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存续发展。清政府通过建立土舍、峒长、粮长、黎总、哨管等多样化举措，将势力范围深入基层黎峒地区，同时通过“黎人”担任土官直接治理地方。这种王朝自上而下式的治理姿态结合黎族基层土官自治的治理智慧，使清代黎区得以长时稳固，收效甚大。清政府以招民复业、奖励垦荒作为对海南地方官员考核、升黜的评判标准，诸多黎村“有腴田数十顷，黎人耕之，户口蕃庶，物产丰饶”。清政府在海南建立了以书院为主，义学及社学为辅的文化教育系统，各书院研习课程均依照王朝所指定丛书诸如《春秋》《诗经》《性理精义》等来学习、讲学。
——摘编自李超、田敏《土流共治与调适：清代海南黎族国家认同的三维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抗战中，我国之所以能以空间换时间，同日本侵略者打持久战，是与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大后方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可使我国抗战具有与国际社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抗战期间，浴血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朝鲜、蒙古等民族的优秀儿女，驰骋在冀中平原的著名抗日铁军“回民支队”等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爱国爱家、保家卫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缩影和典型代表。
——摘编自陈国裕、祁若雄《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治理海南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少数民族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因素。
材料一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上面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使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摘编自《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晚清时期，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对当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除了传教士之外，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和不断的思想进步中，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易永忠《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相比，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已创造出多种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各有不同特点，但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且越到后来，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是强烈。
中国新石器时代著名的文化
| 公元前6000—前5400年 | 裴李岗文化 | 河南新郑 |
| 磁山文化 | 河北武安 | |
| 公元前5400—前4400年 | 青莲岗文化 | 江苏淮安 |
| 公元前5000—前4000年 | 河姆渡文化 | 浙江余姚 |
| 公元前5000—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初发现于河南渑池 |
| 公元前4300—前25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山东泰安 |
| 公元前3500年 | 红山文化 | 内蒙古赤峰 |
| 公元前3300—前2200年 | 良渚文化 | 浙江余杭 |
| 公元前2900—前2000年 | 龙山文化 | 初发现于山东章丘 |
我国的新石器文化有许多创造发明，成就很大。黄河流域主要种植耐寒作物黍和粟，长江流域则以稻作农业为主。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都已饲养。山东龙山文化所出的黑陶，薄如蛋壳、质地细腻、造型精美。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取得的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新石器文化的特点。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二月革命时，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很快重新出现并蔓延开来。在1917年3月，全俄国已经有600多个苏维埃，其中多数为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有大批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并且有不少联合形式的苏维埃。因为苏维埃是广大劳动者自己选举出的组织．他们深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为是在和专制政权斗争中产生的组织，苏维埃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武器，尤其是士兵代表苏维埃直接就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俄国实际上存在着苏维埃政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
——摘编自郭春生《列宁时期苏俄政治体制的创建及其影响》
材料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选择了苏维埃作为唯一可能的政权形式，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全部交给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者手里。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列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画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标”。
——摘编自张小芳《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月革命后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十月革命后俄国选择苏维埃政权形式的原因。
材料一 人类自诞生以来在其99％以上的时间里都生活在没有国家的社会里，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一些地区率先独立形成国家，随后在印度河流域、中国黄河流域、墨西哥河谷和秘鲁沿海等地分别形成国家。·····早期国家是从中心村落与周边从属村落构成的村落群这样的小型部落国家脱胎而来，有的发展为城邦国家，有的则演变为乡村国家或邑制国家，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国家规模越来越大，城邦国家和诺姆国家（以主神庙为中心形成的小型原始国家）这样的小型国家在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国家体系中逐渐走进死胡同。中型国家特别是大型国家比起小国寡民的小型国家来说生存下来的概率更高。因此，王国、帝国等中型、大型国家才逐渐成为国家规模这个维度上国家形态的主流。
——何增科《早期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材料二 从古代国家的发展规律看，帝国时代无疑是其社会经济处于繁荣的时代，广土众民的帝国开疆拓土往往达到其文明所能触及的最远地区，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播。古代帝国是人类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一方面通过战争结束了古代世界分散割据的小国林立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文明的融合成为古代世界文明交往的更大中心。
——杨俊明《古代帝国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人类历史上“率先独立形成国家”的地区的地理位置，概括说明人类早期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古代帝国兴起的原因，并以古代世界某一帝国的史实为例，说明古代帝国在促进文明交流中的作用。
材料一 1959年，新加坡颁布《新兴工业法令》，1961年成立经济发展局，后相继颁布《经济扩展鼓励法令》《雇佣法》和《工业关系法令》等，确立以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方针。
新加坡经济发展概况
1960—1975年 | 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1% |
1960—1978年 | 国内工业产品的直接出口值由164.3百万元增至9575.9百万元 |
1976年 | 国内产品出口美国1623.3百万元，占17.3%，居第一位；其次日本1384.4百万元，占14.9%；第三西德423.2百万元，占4.6% |
——摘编自何启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速度问题》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巴西致力于经济发展，利用国际资本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机会，积极引进外资，改变以往单纯依赖美、英资本的局面。1968年，外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为18.5亿美元，1973年达到45.7亿美元。把扩大出口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1968-1973年，巴西向非洲、西亚和中东地区、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国出口剧增。1967年，巴西在北部设立自由贸易区，大力发展电子工业、手表工业、光学仪器工业等，带动北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把“拥有高质量的人力”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投资教育事业，向国外派遣大批留学生。1968-197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以上，创造了“巴西奇迹”。
——摘编自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巴西奇迹”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巴西经济发展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