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经历了多年低谷后，于1921年进入复苏时期，这也是民国茶叶对外贸易仅有的繁荣时期。1923年后，苏俄设立协助会，在上海、汉口接洽购茶。中东路事件后（1929年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事件），中苏交恶，销苏茶叶大受挫折，后又逢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茶叶外销数量随之大跌。1939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上海、汉口两大茶市中心被日军占领，福建海岸又遭日军封锁，茶叶运输困难，出口数量大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茶叶出口受阻。而福建“海口被敌封锁，福州至厦门、泉州等地海运被切断”，茶叶运输“耗费至可惊人”，中国茶叶贸易陷入绝境，外销几乎停顿。抗战胜利后，各国经济凋敝，茶叶市场不畅。尤其是随着内战爆发，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宋子文又实行“外汇钉牢”政策，致使茶叶出国后的价格反而低于国内价格，茶商无利可图，茶叶生产、贸易均走进了死胡同。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陶德臣《民国时期的茶叶对外贸易》

材料一   1851年起，德国铁路建设的投资占全部生产投资的1/5，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铁路建设推动了冶金和采矿工业的发展，垄断组织实现了横向联合，保证了德国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有机化学工业和合成材料方面确立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电气工业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生产关系构成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实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被马克思明确界定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野蛮扩张过程。蕴含着“现代性”的社会财富来源于机器化大生产下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这种剥削状态使得劳动者成为“异化”状态。

——摘编自蓝志勇《中西方现代化历程的比较与思考》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一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救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摘编自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减贫政策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政策阶段、扶贫攻坚政策阶段的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得到了很大缓解。

——摘编自吕书奇《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及成效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一   近代以来，法国因粮食短缺引起的食物骚乱和农民反叛频发。为解决这一问题，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设立农业促进会与示范农场总监等，支持农业竞赛，改良农业技术，传播农业知识。到19世纪中期，正常年份可以收获2.25亿公担谷物，比世纪初增长了50%。1861年，拿破仑三世废除浮动关税制，规定：用法国船只运输的进口谷物，关税减到每公担0.5法郎；用外国船只运输的，每公担则为1法郎。这使法国成为世界农业市场的一部分，外国的廉价农产品能快速运到国内需要的地方。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周立红《近代法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谷物自由市场的建构》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日本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日本战败前供应了日本粮食消费量的20%。数百万的日本人被遣返回国，无疑使日本的粮食供应更捉襟见肘。仅靠定量供应的一点粮食无法维持民众的最低生活需求，这一时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也加重了日本国内的饥荒。在占领初期，美国政府声明，日本目前的困境是其本身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盟国将不承担治理的责任。美国占领当局认为，粮食问题是实现日本民主化、非军事化和经济复苏的关键。美国人的最终目标是降低美国的占领成本，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了对日政策，开始了对日本的粮食援助。

——摘编自徐振伟《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材料一 辽宋夏金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民族加速交融的时期。辽朝耶律德光曾下令,“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并要求辽政府各级官员“劝农桑、教纺绩”,以此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文化上,辽朝统治者任用汉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契丹文字,并用契丹文字翻译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著作和大量儒家经典。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材料二 清代前中期,中央政府注重对边疆的治理。第一,从观念上看,它承认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之间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用中华固有的道德主义来看待边疆的民族,对边疆和内地采取不同的政策,体现了一种文化边疆意识。同时,针对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等地区,通过制定诸如善后章程之类具有较强的“自治权”的单行法规或基本法,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第二,在实践中,在确认民族性和实行相对自治的基础上,还强调边疆民族参与本民族政治的思想。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参与式的“自治”,即将边疆民族地方的首领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制度之中,把其行政活动置于国家法律之下,并在此前提下让其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各种行政、法律事务。

——摘编自冯建勇《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