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存在与繁荣或者建立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能够从外部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否则便会危机四伏。因此历代帝王都把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作为立国之本，从政策和法令上予以保证，制定基本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遇到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历代王朝都建立基本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使广大农民得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接济，度过危机，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就是义仓和常平仓的设置。

——摘编自杨海民《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管理研究》

材料二   隋代的粮食仓储有了很大发展，据《隋书·食货志》记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邰、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炀帝时又在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在洛阳北置加洛仓，这两个仓城共可储谷2600万石，足见隋代储积粮谷之多。从仓储形式上看，义仓的普遍兴建成为隋代仓储的一大特点。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避免了官府赈给不及时的弊病。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蒙古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立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朝竟无折冲御侮之将。宋朝的治理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

——摘编自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材料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乘机将大量专业人员派往东北和台湾，由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专业盗测中国的序幕。日俄战争后，参谋本部统一了测绘中国的比例尺，要求实地测绘十万分之一中国兵要地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在扩大盗测范围的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长期部署专业测绘人员。1913年，参谋本部解散临时测图部，留下16个测绘员，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组成土地调查班，标志着日本在华正式设立了永久性日常盗测机构。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华盗测过程看，其顺序先是台湾、东北，接着是内蒙、山东、东南沿海、华北，再为华东、华中、华南，然后又回到东北。

——摘编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出于独立军事作战与根据地发展建设之需要，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如由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调查制印的辽县、黎城、襄垣、武乡四县的分幅路线图，不仅标有四县的聚落户数，还将日军在“扫荡”过程中烧毁的房屋占比精确到每一个村落。1944年绘制的《太原敌军军事设备图》等17幅平面图，均系军区情报侦察人员实地调查密测并编绘成图，可以清晰呈现出日军驻城及矿区、飞机场等军事设置布局。县图是现存数量最多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直观呈现了县、区政府驻地、县界、区界、辖村详情等信息。

——摘编自白如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政府在多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循序渐进地颁布了一系列工厂法，对于女工、童工以及青工的工作时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世纪后半叶，政府将纺织行业实行的工厂法推广到其他所有行业。这一时期工厂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卫生安全防护等问题，逐步成为工厂法关注的新目标。1867年出台的法案，将监管作坊的权利赋予地方政府任命的卫生官；同时还明确规定，童工每周必须上学，并接受10小时教育。从1871年起，作坊监管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同时，工厂视察员也肩负起监管作坊的职责。到19世纪末，无论在覆盖范围上还是在法案内容上，英国工厂立法，在推广中走向完善，这为以后新的工厂立法出台以及福利国家兴起提供了前提。

——摘编自刘金源《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厂立法的演进》

材料二  近代中国工厂主疏于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封建把头式的管理,视工人如草芥，工资低、工时长、教育缺乏、卫生条件差、抚恤津贴少是中国近代工人的生存常态……1925—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连续召开，先后通过多个决议案，在经济斗争、职工运动、罢工战术、失业问题、劳工教育等方面达成一致。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年成立，会员人数迅速提升。1928年,国际劳工局局长多玛氏来华视察劳工情形,提出我国制定劳工法应该注意的事项。劳工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亦以研究劳工问题闻名。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出了呼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工厂法》。

——摘编自饶水利《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6》

材料一   五代时期，中国形成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宋朝时期各个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而且政府受到周边民族政权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各，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南宋通行的纸币是会子。会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吕忠卿的《日录》就提到会子，说“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东南所用的会子，起初由民间发行，叫作便钱会子，后来收为官营。（宋高宗）绍兴三十年，会子起初止（只）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纸币：除了川引以外，还有湖北会子和湖广会子。湖北会子专用于湖北路，后来通行于湖广。淮交是两淮用的交子，印造于乾道元年，背面印有“付淮南州军行使”字样，所以只通行于两淮州县。

——摘编自彭信成《中国货币史》

材料二   元朝纸币从借鉴前一朝纸币的良好经验着手，同时注重吸收前朝纸币通货膨胀的教训，对本朝纸币发行数量进行严格控制。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普遍承认元朝纸币从生产、发展到消亡共经过了4个时期，前后行用10余种（类）纸币。元政府规定：“禁止金银、铜钱在市面流通”，“只准官收作价”，把收集的金银集中于国库；元政府还颁发了《整治钞法条画》，对元朝纸币的发行流通等作了基本的规定，用最严厉的国家法令强迫百姓只能使用元朝纸币。元朝纸币不仅轻巧便携，金额可大可小，而且遍布全国的平准行用库，为纸币在全国的流通提供了保障。元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层的穷兵黩武和穷奢极欲，造成政府财政支出无度、滥发纸钞导致钞法遭到破坏，最终促使元朝走向灭亡。

——摘编自吴建军《浅谈元朝纸币的产生原因及流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