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

材料   浙江人郑师道因调查盐政来湘，在长沙求见妇女运动领袖唐群英遭拒，遂捏造成婚广告毁唐名誉。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未经核实即刊载郑师道送来的结婚广告。广告登出后，唐群英要求报馆更正未果，当晚8时率男女30余人“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事后，唐群英和女子参政同盟会通电，指责该报“有意污蔑唐君，摧残女界”。《长沙日报》因此停刊半月之久，报馆向法庭起诉唐群英。双方各延律师，法庭判唐群英败诉。报馆总经理文斐污蔑唐群英行为不端，唐群英表示将与郑、文二人辩个明白，要么给郑、文二人各一枪，要么自己手枪自击。后经人调解，法庭判决，文斐登报更正虚假结婚广告，更正攻击唐群英的不当之语，并赔偿《长沙日报》损失费大洋2000元。

——摘编自《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102页

材料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改差役为募役的改革。它规定，从前为轮差的衙前、户长等役一概改为雇募。募钱来源有三：一为免役钱，即有役人家以钱代役。二为助役钱，即无役而出钱者。三为官买扑酒税。募钱的征收方法是：“乡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免予输钱，其余人户每年分夏、秋二季随等输钱。至于收钱多少，均视州县应需雇值多少而随户等摊派。在雇值既足的情况下，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等非常之用。”

——摘编自《宋史·食货上五·役法上》

材料二“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而免役法等“多责见钱”。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骤为盗贼。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态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

——摘编自《司马光奏议》

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材料   民国初年吉林省议会弹劾都督案始末

——据李万彦《民国初年吉林省议会弹劾都督案》

材料一 具有全欧意义的香槟集市（香槟伯爵领地上四个城市中定期轮流举行的集市）是当时最大的集市。它的繁荣期是在12至13世纪。香槟的领土同德意志、佛兰德、法兰西等国相毗邻。香槟本身的政治条件也是有利的，因为香槟伯爵只是名义上依附于法兰西国王，他们在自己不大的领土上建立了牢固的警察秩序。但香槟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它位于中世纪商业河道的中心，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佛兰德的呢绒和法国的葡萄酒、家畜是香槟集市的典型商品。但香槟集市在14世纪失去了以往的意义。从1300年起，香槟归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统治。法国封建主严重的财政政策使陆路贸易无利可图。所以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国的商人开始在大海上寻找出路。

材料二   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价格（特别是殖民地商品的价格）依赖下列情况为转移：欧洲和殖民地政治形势；商业公司活动；海上天气情况；海盗袭击；远方国家该种产品的收成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事变。这样一来，商品价格的波动往往非常大，投机家取得了最广泛的活动机会。在等待运载东方香料的新船队的期间，里斯本、安特卫普、里昂及欧洲其他商业中心都开始进行或跌价或涨价的投机活动。另一方面，欧洲商人开始运用放在远处的大量商品、甚至经常是途中的商品进行交易，而商业合同的参加者事实上不可能看见这些商品，只能满足于规定所买的商品样品的质量。1531年安特卫普产生了现代形式的商品与证券交易所——即期票、公债券、商品（主要是殖民地商品）和各国通货的国际投机中心。

——摘编自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