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北美人，不是出自欧洲，而是更接近非洲和美洲的混合……无法肯定我们到底属于人类哪一个家庭……

委内瑞拉一直是、仍然是、也必须永远是共和国。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分权、公民自由和取消奴隶制，以及废除君主制和特权阶级。可以这么说，为了将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和各种公共习俗重塑为一个整体，我们需要平等。

——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国会上的发言(1819)

材料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时期。智利的左派力量团结其他社会阶层，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防正法西斯势力上台；墨西哥、乌拉圭、智利、巴西、古巴等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到1934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有了共产党组织，并积极领导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34—1935年，巴西工人运动活跃，参加罢工的高达150万人，大多数罢工由巴西共产党领导。1932年，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了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全国性人民起义，并在很多地区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虽遭血腥镇压，但在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2019年版《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材料一   先秦典籍《尚书》中出现了“重我民”的思想。一般认为，《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一词的最初来源。民本思想一经产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激起了共鸣。《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此后，历代都有思想家对这一理念进行阐发。在国家治理观念上，商王盘.庚曾提出“施实德于民”，周公提出“敬德保民”。《论语为政》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国家治理实践上，《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富国》主张君主对民众应当“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宋代思想家程颐以顺民心、厚民生、安而不扰为为政之本，提出养民之道在于爱惜民力。清代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以富民为宗旨，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倡导“切于民用”

——摘编自杨艳秋《治乱兴废事万民忧乐间》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说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考核官员的“上计”制度，主要考核仓库存粮、垦田数、户口、赋税数及社会治安等内容。秦代的政绩考核更加完善，对各级官员都要考核，制定了《课律》等法令，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两个方向的两个考绩系统制度。一是纵向的，即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即中央各部门的卿令，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各课其掾吏属官，称为“考课”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考课由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主管。

——摘编自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考课法，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考评。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神宗元丰年间，采取“四善三最”之法考核地方州守县令。“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所称、恪勤匪懈”。“三最”是“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磨勘法在考课法的基础上形成，所有文武官员，凡经过三年和五年规定的年限，都可以申请叙迁。故当官只要任内不发生过错，到年限便可升迁，这就使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考课实际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摘编自赵玉霞《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