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像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材料一   1553年，英国伦敦开始发行股票；1760年，150名经纪人在伦敦的乔纳森咖啡馆建立了“皇家交易所”。英国银行业务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是正式的银行体系是在17世纪建立的，1844年银行条例正式确立英格兰银行发钞行的地位。英国金融业发展的特点是重视传统惯例以及自发形成。政府政策的扶持也是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原因。

——摘编自戈建国、王刚《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与监管环境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一些外国商人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企业，这些企业大多为股份制企业……股票交易随之产生。现在所知最早的股票交易发生在1862年。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些官督商办的近代股份制企业，如1873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由于轮船招商局在初创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及早期的股票购买者大都得到了丰厚的股息回报，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初，人们开始把购买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货币资金纷纷投向上海股票市场……但由于人们盲目购买股票，对股票的发行和上市缺乏管理，以及投机过度上海股票市场在1883年出现暴跌。上海股市的暴涨暴跌，不仅对上海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编自彭厚文《19世纪80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忠义，“富氏”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忏陌，家资在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徊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拉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