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材料 蒋廷黻（1896～1965），近代中国史研究“开山的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接受西方史学的科学方法训练和进化论的影响。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使得他后来每有著作，都信而有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蒋廷黻以史为鉴、以史经世，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把中国摆脱外国侵略而向对手学习的过程作为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把中国能否走出“中世纪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中国近代史》虽仅5万余字，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不仅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从中可以窥见他那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关怀社会进步、主张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态。

——摘编自沈渭滨《困厄中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