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幼时失父，家境虽然贫困，但好读书、有大志。隋朝末年，魏征参加了反隋武装，后加入到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之变后，跟随李世民，先担任谏议大夫，后逐渐成为丞相。魏征在前人思想的总结上,给予重新概括以及有效的整合,系统地提出了一些治国思想，对于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以及创新意义。魏征认为统治者应该要牢记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在使用民力上,应该适可为止,“薄赋敛，轻租税”“含养百姓”。统治者应该亲近君子,注重考查官员个人品德，同时以君臣互信、尊重臣子、公平赏罚的原则推动明君贤臣政治佳话的实现。魏征还具有直言敢谏和廉洁自守的政治品质，在唐朝及唐朝之后都产生持续性影响，唐朝及之后的统治阶级对魏征的治国理念和品德修养持肯定赞赏的态度，魏征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也深为后人追慕，是一代代文人士子追求政治理想道路上的楷模。
——摘编自王筱惠《魏征治国理念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征治国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征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戚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移民数量是17、18世纪移民数量的总和。1811年英国总人口是1197万，1931年是4479万。据统计从1815到1930年，有1140多万人从英国移出。这些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方，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殖民署为移民提供资金、信息，组织他们向外迁移。19世纪后半叶官方的资助仍在进行，但非官方机构表现得更为积极，包括各地工会组织、慈善机构等等。工会资助的移民大部分去了美国，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英国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民族构成，对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整编自镡娴娴《19世纪英国人口对外迁移问题探析》
材料二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英国人口外迁的特点，并分析推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华人“下南洋”与19世纪英国人口外迁的不同点。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茶馆是成都的一个文化象征和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后，茶馆中电视和录像机逐步取代了旧时茶馆里的地方戏和其他形式的演出，室内的墙上贴满了影碟的封面，大部分都是港台和美国片。尽管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掺茶师傅、算命先生，挖耳师、擦鞋匠、小贩等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
——据王笛《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社会风貌。
材料 清政府实行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传统货币制度。道光年间，由于民间制钱私销私铸，“钱贱银昂”“官民商贾胥受其累”。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圆普遍在中国流通，动摇了当时货币制度。对此，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他提出以自铸银圆取代洋银，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这样既集中了外国银圆携带和使用方便的优点，而且以足纹铸造，避免如外国银圆那样色低践平造成对广大人民沉重剥削的弊端。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以“贵在流通，在便民”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鲜明的为维护国家权益、富强国家、保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注意外国先进的事物，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养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框框，没有认识到外国银圆本位币体制的科学内涵。
——据唐岱蒙、唐嘉历《林则徐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以及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林则徐货币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林则徐货币改革的主要措施，并简析其启示。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贵于物。《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一个具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有突出的价值。《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即人的生命价值比动物重要。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
——韩星《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材料二 在智者学派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哲学思想是属于个人的脑力劳动，哲学家个人的品格、爱好和学识，甚至他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所能发挥的自由作用就可以大得多，对以后哲学的发展也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由于惯于归纳和概括历史和经验事实，善于分析和推理，对于以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前言》
材料三 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也陆续传入国内。中国出版业由此在晚清时期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生产的跨越……在“出版救国”思想影响下，章太炎、谭嗣同、蔡元培等对洋务派的译书阅读甚多，期望甚大；康有为曾经购买译书“以赠友人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王韬评价国际法著作的翻译出版“采取广富而断制详明”。此外，洋务派翻译出版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书价较为便宜，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译书发行量，有利于更广泛地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技术知识。
——万安伦《洋务派翻译出版活动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人本思想的主要内涵。结合所学，简述战国时期这一思想在政治伦理上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希腊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结合所学，指出古希腊哲学家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并简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举一例洋务派设立的翻译出版机构，并概括“出版救国”活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隋唐时期，国家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唐朝的“律”基 本是刑法，“令”是有关国家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将皇帝诏敕整理为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法规，“式”是政府机关的施政细则，四者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唐高宗永微四年还颁布了对律进行解释的《唐律疏议》,与律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唐律维护等级制和家族制，将对官员及其亲属的优待公开清楚地写在法律上；同时，唐律也要求官吏依法行使职权、恪尽职守，违反者要处罚。唐玄宗以后，不再大规模修订律、令、格，式，而是采取颁行《格后敕》的简便 立法形式，来应付日益复杂且多变的社会问题。《格后敕》与律、令、格、式并行，地位逐渐重要，最终发展为五代及北宋的《编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的日耳受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显得无能为力，罗马法体系便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起来，罗马法的复兴以注释法学派的形成为开端，该学派采用神学家们的“经院方法”来研究罗马法，对古代罗马法文献进行考证、注 释、解说、概括和阐述。13世纪后半叶起还产生了评论法学派，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 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转化为现实的法律。他们还把罗马法与教会法，日耳受习惯法、封建法和城市法等结合起来，形成了欧洲大陆通用的法律。来自欧洲各地的法律学子汇集于注释法学派 和评论法学派所在的波伦那大学，这些学生回国后从事罗马法的研究和传授，使罗马法复兴运 动扩展到整个西欧，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法系。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法律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罗马法得以在西欧复兴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律与罗马法在中古东西方社会中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由于众多的耶稣会士纷至沓来，加上一批中国学者的译介，才使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形成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这一西学东渐也是与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明末，我国“外寇已深，内乱将起。兵不知如何打仗，国家财政万分困难，而学者则在高谈性理，出入禅道，其无补于世艰可知。利玛窦等人适时输入西学，讲究实用，确有起衰振弊之功，起死回生之效”。中国的有识之士在这种影响下越来越注重经世致用的东西，西学派正式形成。
——摘编自曹蓉《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科学》
材料二 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来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西学派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维新派学习西学的特点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清代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同封建教会史学的斗争中，在历史学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伏尔泰遍访欧洲勘探真实可信的史料，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过程中，他参阅了二百余种历史文献，该书不仅写法国、欧洲，也写到了亚洲、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针对传统的历史循环和倒退论，杜尔果在《世界史论》中指出，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精神逐步摆脱宗教的桎梏和愚昧的过程”。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查阅、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与古罗马帝国相关的资料，包括碑铭、文物及各种拉丁文出版物。该书涵盖了欧洲、伊斯兰、拜占庭三大古文明，还写到了中国与印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启蒙史学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还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
——整编自赖元晋《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学者普遍感到以反映朝代循环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以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传统史学话语体系。
| 代表人物 | 观点 |
| 梁启超 |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夫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 |
| 陈黻宸 | “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 |
| 夏曾佑 | “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此期前半段，学问、文章、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段则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未有之新局。 |
| 章太炎 | “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
——据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归纳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并分析取得这些突破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旧史学相比，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在何处，分析新史学兴起的积极作用。
(3)综上，谈谈对史学研究有何启示。
材料一 工业化时期，西欧乡村劳动力大转移。19世纪，英国至少40％的城市人口增长可以被认为来自乡村地区，60--90％欧洲城市的发展源自移民。1851年，英国几乎所有大城市成年人口中移民占比超过66％。在米卢滋，工场的移民来自法国、瑞士和德国等诸多国家。传统移民模式中大多数女性到城市做女佣，她们有的攒够嫁妆就回到乡村小镇，同样，乡村男性在冬季农闲时来到城市从事临时性工作，或是夏季建筑工期成群来到城市，以躲避农业衰退或乡村工业萧条，或是补充乡村收入不足。随着铁路的扩展和城市的发展，迁移转变为长距离运动。19世纪末，随着城市死亡率的下降，城市降低了发展中对移民的依赖，这主要得益于环境卫生的改善。不可忽视的是，西欧乡村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也并非都是欧洲。
——据羡萌《西欧乡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研究（16一2O世纪）》
材料二 英国是近代城市病治理的先驱。从托马斯・莫尔开始，“乌托邦”就成为“理想社区”或“模范城市”的代名词，之后欧文等人都做了类似的努力。从19世纪初期开始，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1844--i848年，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中心，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大都市建筑法案》《公害移除法案》《城市改善条例法案》《公共卫生法》，同时，成立了城市治理的中央机构直接干预地方卫生事务。之后，在住房方面，民间力量广泛参与进来，英国实业家、慈善家或社会活动家成立的许多慈善建筑公司和工人阶级自发成立的房屋建筑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09年开始的一系列城乡规划法案妥善地解决了土地功能分区的合理布局问题。
——据梁远《近代英国城市规划与城市病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西欧乡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城市病治理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