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初依据秦制重建了三老体系，在“毋烦民，欲为省”的思想下，《汉书·高帝纪》二年令：“举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除此之 外乡官之首的三老作为当地人管理地方治安、解讼埋怨、还可向朝廷反映地方官的政绩。《后汉 书·明帝纪》注云：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汉初孝廉大多只闻于乡里，没有三老一级的推荐 无法闻于州郡。武帝至宣宗时期，拥有较少乡间势力背景的啬夫作为国家控制乡间的最根本官吏，逐渐成为联系朝廷和民间基层的中坚力量。东汉时期许多乡官凭借自身权势决定乡间 事务，三老无法再随意行使权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宣传礼仪道德为本职的三老原本的功能已基本丧失，自此渐渐湮没。
——摘编自张智慧《汉代乡官研究》
材料二 宋代乡、耆与都保等乡村组织成为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国家赋予这些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催征赋役、维护治安、处理公共事务等职责。熙宁六年（1073）规定的保甲法将十户 为一小保改为五户为一小保。因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其构建依据“有补治道”的原则，注重封建伦理的教化与培育，使乡村子弟自觉遵行三纲五常，由“孝”“慈”向“忠”“敬”转化，将家 族伦理与国家、社会伦理相结合。除此之外，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民间武装等各种各样的非血缘组织也不断出现。这些乡村民间组织或有浓重的国家政治设计色彩，或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或是非常状态下产生，均非乡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设置“三老制”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老”逐渐湮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经济立法与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异同，并分析民国初年经济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当前中国经济立法的认识。
材料 驻藏大臣制度是雍乾时期清政府适应西藏地方政治局势发展的需要。为强化主权而施行的一种管理制度。清初，册封达赖、班禅为藏族地区政宗教领袖。雍正六年，清朝正式派遣驻藏办事大臣。乾隆年间，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雍正八年，新疆准噶尔部觊觎西藏，屡次派兵侵扰菰准边境，清中央政府命令驻藏大臣统兵驻防，阻遏了准噶尔部的侵略企图。乾隆元年，西藏部分地区，旱灾歉收。驻藏大臣那苏泰奏请中央政府赏恤灾民，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调拨粮食赈济灾荒。驻藏大臣任上大都致力于废除苛捐杂税，体恤底层民众。乾隆十二年，地方贵族叛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为保护达赖喇嘛壮烈牺牲，七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民众悲痛不已。
——摘编自郝景磊《清代病乾时期驻藏大臣群体人物研究》等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雍乾时期设置驻藏大臣的背景。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简析雍乾时期驻藏大臣的历史贡献。
| A．启蒙运动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 B．它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
| C．拿破仑沉重打击了法国的保皇势力 | D．法国共和力量坚持不懈的努力 |
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1)据材料一述评孔子的办学思想。
(2)根据材料二归纳有关信息。你对此有何看法？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我国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什么趋势？
(4)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形成材料四状况的原因。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教育的看法。
材料 张寒晖，人民艺术家，与洗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1925年，张寒晖在北平国立艺专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小日本》，还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1936年夏，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以及对故乡、亲人的思恋。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结合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进行谱曲，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歌曲《松花江上》，一经面世，即被疯狂传唱。之后，在陕西省委接应下，他进入陕甘宁边区。从陇东民歌《磨炒面》的曲调中得到灵感，1945年他填词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曲子清新明快，歌词生动活泼。该歌曲后改为表演唱，并设计了一套舞蹈动作，在前线慰问时，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延安日报《张寒晖：人民艺术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寒晖音乐创作成就突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艺术作品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汉代徐干提出：“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宋以降，人口问题突显，苏东坡有“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的论断。马端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轮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关系，提出“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解决人口问题。
——摘编自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辨证地看待“人口众多”的两面性，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人均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形势新变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尚旭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导致宋以后人口思想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人口思想带来的积极作用，如何理解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发展变化。
材料 赵过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机械发明家和新技术推广者。他善于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叫作“代田法”。代田法来源于畦种法，但又有所发展，这种方法的科学价值首先在于可在同一块耕地上将农作物进行轮休，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其次是农作物长成以后，作垄的地形成通风走廊，提高了光能利用率。赵过代田法的开沟，需要使用的人力劳动强度太大，因而很难完成，于是他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创制“耦犁”，推广牛耕。赵过创制的“耦犁”，耕作时采用“二牛三人”组合，他这次推广牛耕，先关中而后边远地区，配合以先进的耕作工具，效果十分显著，牛耕逐渐普及。在赵过的农具改革系列成果中，最能体现农业技术水平的是耧车的发明。耧车是一种播种农具，类似今天的条播机，比东汉辽东地区二牛六人的耕作法省人力5人、牛1头，耕作效益提高了3倍。
——摘编自陈正奇《西汉农业技术改革家赵过》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赵过取得农业科技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赵过农业科技成就的影响。
材料一 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中国古代“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则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家学者根据不同形势而构建的两个重要方面。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儒学成为官方哲学而被意识形态化，进而形成了祭天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对边疆统治制度等有利于“天下归一”的有力实践。
——改编自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
材料二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分工及私有制是国家产生的原因。国家应该包含以下几点：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本质上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四，随社会不断发展，国家最终将被“自由人联合体”取代。
——改编自袁明、黄明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研究综述》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改编自陈积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相比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
材料 宋襄公，公元前650年-前637年在位。身为嫡长子的襄公，在父亲宋桓公病危之际，请求父亲改立长且仁的目夷为太子，目夷推辞不受。襄公即位后，让目夷做大司马，主管全国军政。齐桓公死后，襄公想要继齐而霸诸侯，此时正值齐乱，襄公便到合曹、卫、邸三国伐齐平乱，立了齐孝公。在执滕子、灶郐君、伐曹国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后，襄公图霸之志愈坚。曾三次主持诸侯之盟，但他的霸主地位并未得到诸侯承认。此时齐已衰，晋未兴，宋称霸的障碍是楚。前639年，襄公欲盟于孟，召楚。楚王怒曰：“号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宋楚矛盾激化。次年，两国战于泓，在楚军渡河后列队混乱之际。襄公说"君子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不重伤”，致使坐失战机，宋军大败，襄公伤股，于次年郁郁而亡。
汉代《白虎通·号篇》曰：“宋襄代齐。不搞二毛（有白发的人），不疑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宋襄公遂跻身传统五霸说之列。
——摘编自刘浦江《“春秋五霸”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如识，把握宋襄公为争夺霸主之位采取的主要行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知识.简析宋襄公“跻身传统五霸说之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