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提出的一份并不完善的调查报告显示：（二战后）英国每年培养出来的博士中，有1/8的人移居国外。另据统计，1951～1960年，英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速却明显低于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

1949～1955年英国政府研究与开发经费单位：百万英镑

——摘编自贺淑娟《英国国家科技政策的演变：1850年代至1990年代》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科技发展方向。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召开的知识分子间题的会议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中号召党内外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潮流）。随后，中国又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密切了全国科研机构的联系和调整，并加强了对科研体系的管理。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挑选600余名科技学者专家制定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经过各位专家学者的详细讨论，党和政府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以及57个科研任务，其中包括了12个重点发展的方面。

——摘编自贾丽会《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与实践研究（1949-1976）》

材料一16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海外市场的拉动，但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却遭到明清统治者极其顽固地抵制。清代初年，政府规定：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者一律处死，货物全部没收。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格规定“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记载了当时“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税费日增”，各种货物的税率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存在“向来人要税，货也要税”的现象。18世纪后期，面对西方殖民者以外交手段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关系的诉求，清政府却认为西方商人是慕华而来，倾心朝贡，广州知府蓝鼎元便指出“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的严重问题。

——摘编自刘玲《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及其丧失》

材料二1890~1912年，全国资产万元以上的纺织厂有25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1家，当时“妇工、童工的劳动已经成为新式工业尤其是纺纱的重要力量”，家庭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如厦门工业80%~90%的厂家都是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厦门的裕昌米粉厂每月出产的10余万斤米粉还大批配运至南洋各地。1920年，厦门地方人士发出开辟马路的倡议，成立厦门市政会，负责工程审议和筹款，进行马路建设。据1930年统计，泉、漳两市共计有泉国公司、泉洛公司等23个汽车公路公司，行车里程达1691公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全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战略影响愈益广泛。

——摘编自张莉《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