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等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直接促使城市形成，商业扩张和城市发展一致，如商业发轫的意大利和尼德兰。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出现在海边和河岸，随着商业渗透面扩大，联系商业活动中心的很多道路建立起来。城市里出现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封建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成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城市兴起改变政治格局，市民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城市兴起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为文艺复兴运动奠定经济基础；工业者和商人为了保护自身权益，往往要形成一个集体，对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进行规范，这就是“行会”。城市兴起后，生产力大幅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精神生活日渐丰富。
——摘编自刘浩《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及意义分析》
(1)根据材料，指出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形成的原因。(2)有学者认为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的兴起中蕴含着近代社会的因素。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请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材料 在苏联探讨总结自己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中国共产党结合自己的实践和国情，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这种探讨成为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题。1956年5—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会议提出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定（草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修改后，提交中共中央讨论通过。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了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案）》和《关于财政管理体制决定（草案）》。这三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草案，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即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这三个草案经同年11月8日的国务院第61次全体会议通过和次年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批准，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下达，从1958年开始实施。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5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并概括其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1957年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 中国在一万年前就产生了农耕文明。夏商周时，人们已懂得使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选择种植产量高的作物。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用犁耕。西汉时在使用二牛抬杠式耕作方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牛挽犁法和代田法。隋唐普遍推广“圩田”，并逐步形成“北麦南稻”的格局。各种作物在种植中又培育出了许多适合各地栽培的新品种。在历代中国政府和商人与外国的交往中，又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的作物品种，如汉代引进的芝麻、葡萄、苜蓿、胡亚等。
——摘编自杜卫华《试论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延续性》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明清时期，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棉、麻、桑、茶、甘蔗、蔬菜、果木等的种植日益广泛，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获取更多的收入，以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
(1)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 《大宪章》第33条规定：“在泰晤士河、美德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需拆除”，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持续繁荣。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水闸等严重阻挡了三文鱼通行。除此之外，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到了19世纪，三文鱼逐渐从泰晤士河消失不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终于被提上议程。英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1876年河流防污法》。政府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投入了大量金钱，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战后尤其如此。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治理河流污染的特点，并谈谈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1926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达到1913年水平的118%，其中种植业产值为114%，畜牧业产值为127%。但从1928年开始，苏联国内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到1929年4月，收购到的粮食比上年同期还要少，连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心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便把粮食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一五”计划结束时，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比例为80%—9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摘编自陆南泉《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
材料二 1952年，民主德国工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工业优势明显，呈现出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同年，民主德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大量的财政拨款为合作社提供更多的税费优惠政策、向合作社派送专业技术人员、补贴合作社社员收入，吸引农民主动自愿加入合作社。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动员、教育、说服、许诺等方式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在农产品收购制度方面，政府采用了双重价格体系，国家规定农户每年以交售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额度的农产品，超出交售额度的农产品既可以以收购价格出售给国家，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而且，在集体化期间一直保留了较高比例私有成分，甚至直到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私营比例依然超过一半以上。至1960年底，民主德国农业基本实现了全盘集体化。
——摘编自曾哲《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特点及启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苏联、民主德国两国农业集体化特点的异同。
材料一 行中书省和以前各王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性质有所不同，它既是中央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又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代表地方，直接领有路、府、州、县。使中央权力下移了一个层次，地方机构上升了一级，大大靠近中央。它的两重身份使上下紧密结合，浑然一体，形成“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其“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在元朝，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但从统领路府州县的角度以及官名、品秩等侧面来看，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
——摘编自许正文《论我国省制的沿革与发展》
材料二 明朝初年，朱元璋将省级政区的权力一分为三，改元代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统辖天下各府州县，主管一省的民政，上与中央六部直接对接；后又将各省都卫改为都指挥使司，主管各省军户卫所番汉诸军，上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又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司一职，主管各省的监察和司法，上听命于刑部和都察院。都、布、按三司分立，三司同为封疆大吏，这显然是借鉴了宋代地方政区一分为四的统治思路，其目的无非是抑制地方长官权力的膨胀，有利于权归中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权分立又导致了行政效率偏低，互相牵制、推诿。这弊端到了多事之际的明代中晚期更显突出。因此，自宣德年间，皇帝派遣六部或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巡抚”的名义或临时职衔前往地方，统筹地方三司。巡抚掌一省军政大权，三司在巡抚之下，各司其职。巡按御史对上至巡抚，下至州府县各官的工作进行监察，并上报中央。而中央掌握一省各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权。嘉靖以后，面对激增的内忧外患，地方三司体制显然无法有效应对，全国开始普遍设置节制地方都、布、按三司的总督和巡抚，地方体制开始向总督巡抚制转变。
——摘编自《明代政治组织制度(地方政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行省制的特点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司制度与巡抚制度的异同点。
在世界文学中，对奴隶贸易的再现和控诉已经屡见不鲜。然而，“苦力贸易”却鲜为人知，尽管其中的罪恶和暴力程度丝毫不亚于黑奴贸易。总体而言，苦力贸易和契约华工问题在学术界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相关的文学书写也很少，数量和影响力都难以与奴隶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肩。……目前涉及苦力贸易和契约华工海外流散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有：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台风》（1903）、古巴裔美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的《猎猴》（2003）、华裔美国作家林露德的《幸运之神》（2007）、古巴作家马尔塔·罗哈斯的《黄色行李》（2009）和中国香港作家雷竞璇的《远在古巴》（2016）等。这些文学作品都选取华工在拉丁美洲的流散作为书写主题……出发点不同、叙述手法各异，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苦力贸易以及契约华工的海外流散历史。从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主题选择，可以清楚地看出苦力贸易所映射出的权力关系。……都明确反映出一些深层次的主题，例如苦力贸易中契约华工的苦难……人性之险恶和脆弱等。
——摘编自李保杰《世界文学中的苦力贸易和契约华工》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苦力贸易的实质，并指出契约华工在拉美分布的主要地区或国家。
(2)综合以上材料，说说你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与真实历史中契约华工事件的关系。
材料一 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查和了解，并译介、出版关于西方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珍贵资料，它的出版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对后来知识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冯桂芬遵循着林则徐、魏源的改革思想，甘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圣，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要求“博采西学”。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全面改革是必要的。这些主张超出了当时思想界和以后洋务思想的水平，直接成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思想的先导。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学者思想和学术转型较19世纪中期更进一步。从客观环境上来说，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一步加剧，商品输出变成资本输出，侵略势力也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加深。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学者的思想文化转型程度也更加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19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中国思想界转型的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期“向西方学习”思想实践更为深入的影响。
材料 詹天佑在光绪七年（1881年）回到了上海，听候清政府派用。其时洋务派的新政，因筹款困难，重心逐渐由“自强”转到“求富”。洋务派在“求富”的目标下，开始注意到修铁路，不过洋务派对于修铁路只知借洋债，用“洋匠”，对本国的铁路人才，不但不知培养而且有意识地加以摧残，他们对詹天佑当然也不例外。詹天佑遂在这种情况下，由当时的上海海关道刘瑞芬派往福州船政局遣用。总理船政大臣黎兆棠以“宣力有年和技艺素优”的名目“赏给”他五品顶戴，派在水师学堂学习驾驶，詹天佑接受了这个学习任务，在一个名叫泰勒的外国人手下学习，以期待将来待机献身于铁路事业。詹天佑在学习中非常虚心和努力，毫不以自己有专长而自高自大。次年六月，他以一等第一名在水师学堂毕了业。十一月派往“扬武”兵轮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
——摘编自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
(1)根据材料，指出清政府是怎样派用詹天佑的，并对其派用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说明詹天佑是如何对待政府派用的，指出其行为体现出的高贵品质。
材料一 拜占庭文明对中世纪西方有非凡贡献。不过，拜占庭文化留下最深印迹的，还是各斯拉夫民族。巴尔干和东欧的许多地区都皈依东正教会，并因此纳入拜占庭的势力范围。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和整个俄罗斯、乌克兰至今仍使用圣西里尔发明的字母表，这种字母表被称为“西里尔字母”。
——摘编自【关】朱迪斯·M·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领域内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叙利亚和埃及等地，都是古代东西方文化荟萃的地区。帝国政治相对稳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在历代统治者的鼓励和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下，创造了光辉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科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于廑等《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拜占庭文明对中世纪东西欧的贡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繁荣发展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文明交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