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00年至1910年，欧洲城市人口约增长6倍。19世纪末，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有16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巴黎是欧洲第二大城市、法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制造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很发达。巴黎人口在1801年为54.8万，到1851年达到105.3万，1896年则达到253.7万；1800年柏林版图扩大一倍，人口为17万，1890年则增加到160万。19世纪柏林不仅是德国的政治中心，且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属加工、化工、机器制造、纺织、缝纫等产业蓬勃兴起，教育、科研和行政机构快速扩张，银行、商店和中心商业区也随之发展起来。

——摘编自付成双《市场经济中的城市化：欧洲的经验》

材料二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多工业企业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转移，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随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在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

——摘编自王子全《二战后世界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杜鲁门指出，美国安全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自由社会的完整性和生命力”。随后美国在欧洲构筑北约，在亚洲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建立“轮辐式”双边军事同盟，在其他地区，以各式各样的安全合作协议将多国纳入自身主导的国际安全体制中，逐步构建起美国二战后新的国家安全格局。

——摘编自张昭曦《美国国家安全格局：形成、特征与问题》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外来干涉。”面对新中国初期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党和国家坚持把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战争。在坚定地推动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掌握关乎国家安全的经济命脉的同时，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划定外交“边线”。

——摘编自董春岭《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国际安全上，中国坚定的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将“结伴而不结盟”视为实现国际安全的重要路径，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在国际安全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编自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