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他们以传播欧洲科学文化为手段，导引信徒向慕欧洲文明和生活方式。他们介绍的西方科学主要集中在天文数学方面，介绍的并非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
西方传教士为了适应、了解中国社会，开始钻研中国的经典。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经意大利和法国人的介绍、研究，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等译本，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中流传。1671年法文本的中医著作《中国脉经》出版。1735年第一步系统介绍中国的历史、现状和科学的《中华帝国史》四册在巴黎刊印。中国的工艺品、园林、瓷器、绘画、丝绸和茶叶等也得到欧洲人的景仰。在启蒙运动中，中国的优秀文化曾给莱布尼兹、伏尔泰的哲学和魁奈、杜尔哥的重农派学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不能过分夸大明清之际西学东传的规模与效应。原因之一，是西学知识、无论是科技还是艺术，只囿于宫廷和极个别士人，没能真正走入中国社会，更不要说被纳入科举，跻身主流文化；原因之二，是中国人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选择性地接受西学，主要是选择一些能够满足农业社会需求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并不多。
——摘编自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第二版
1584-1790年间传教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类别
1.自然科学(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 2.人文学科(地理、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 3.宗教
(1)依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增强，纷纷起兵割据自立，社会动荡不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名许昌，以为都城，自任大将军、丞相，从而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汉献帝下诏给当时已据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的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这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第一个政治行动。随后，因献帝东迁，关中出现权力真空，数十名大小军阀各拥兵自保，曹操便任命侍中钟繇为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通过汉天子将关中暂时置于自己的号令之下。后来曹操与袁绍决战，双方谋士估量战局，无不将曹操奉天子有义战之名作为曹操政治上居于优势的重要砝码。
——摘编自《中国全史百卷本第031卷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材料二 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继承王位时只有18岁，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做一个立宪君主，教会她不凭感情用事，心平气和地与民选的首相共事，哪怕她从心底里厌恶这个首相。维多利亚女王变得成熟以后，尽量自我克制，尽管她不喜欢辉格党领袖罗素，也不喜欢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但是她仍旧尊重政府领导者的决策。
——摘编自《英国通史第十五章维多利亚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挟天子以令诸侯”出现的背景及其给曹操带来的益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献帝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中央权力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并分析二者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孔子认为对人类、人性，生命的终极关怀和爱护，是至上的道德原则，亦是最高的政治目标。不仅仅要有血缘之爱、孝悌之德，还应该拥有“忠恕之道”，同时经过“礼”的外在社会规范的雕琢实现“立德”以塑人的积极追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至理名言。孔子认为“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思结合才能明德立行。孔子主张人自身的内省，并不断进行行为的检查、调控、修正及完善，如曾子所言及的“吾日三省吾身”，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出处与道德准则相符合，同时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此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摘编自刘泽君《孔子德育思想初探》
材料二 宋明理学提出了“复性”说，他们认为人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至善，后者有善有恶，因此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就是“存理灭欲”，恢复“天地之性”。程颢、程颐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因此“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朱熹认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道德规范是永恒不变的，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天理”，人只有遵守。朱熹的德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君臣、父子、夫妇间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是具体的且更有约束的。
——摘编自刘志华《中国儒家德育思想的转型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德育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明理学的德育思想与孔子的不同。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对理性的信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运作法则，更促使启蒙思想家去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史学杰作。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这样评价吉本的研究:“从逐页的注文可见，其征考的文献之广，辫析史事之勤，也就是讲求理性验证之严格，在19世纪西方史学大兴史料研究之前，是难见其匹的。”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那种对史料的审慎批判态度，直接影响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并为其奠定了基础。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理性批判态度，较为适当客观的评判原则，促进了历史学朝科学化迈进。
—摘编自黄冬敏《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
材料二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历史进步”的观念完全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循环论。然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在20世纪初受到了挑战，理性的历史研究并没能阻止非理性的世界大战。二战后，人们愈发意识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生产力提升、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冷战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等问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促使精神文化的生产进入普通的商品生产的轨道;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叛的革命激情高涨。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概念和原理中来审视现代历史学。詹京斯在《历史的再思考》中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成历史学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包容的故事编集。
—摘编自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史学理论革新的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新戏与启蒙运动结合的重要成果是“时装新戏”。改编外国题材、社会时事题材，运用当代形式(舞美、服装、语言等)等讲述救亡、国家的主题，是晚清成曲改良创新新剧的重要方式。所以，戏的“时装”特色只是表面，其核心还是在于“时事”。所以“时事新戏”是“时装新戏”的主要部分。所谓时事新戏，顾名思义，即采用时事题材，反映近时间内发生的重大的富有政治性、社会性的事件，具有信息传播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价值的戏剧
——钟鸣：《清末民初京剧编演新戏运动及启示》，载《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材料二 1904年8月7日，春仙茶园首演汪笑侬编《瓜种兰因》(又名《波兰亡国惨亡国惨史》)。该剧主要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而成，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洋装新戏”。剧写波兰与土耳其开战，由于内奸的破坏和统治者的妥协，兵败乞和，丧权辱国，从而揭示不爱国之恶果”。汪笑侬的《党人碑》《哭祖庙》《受禅合》《瓜种兰因》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近代京剧改良运动的代表性剧目”
——邵璐璐：《辛亥革命前后京剧界的新变化》，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22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时装新戏”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戏曲相比“时装新戏”的特点。
| A．文艺复兴在欧洲不断扩展 | B．欧洲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迅猛 |
| C．天主教会势力大幅度衰落 | D．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开始打通 |
材料一：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使抗战胜利最终属于中国人民，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摘编自黄文宏《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与中国革命》
材料二：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运用历史眼光分析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并纵论国际历史，作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的战略论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军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斗争到底、革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摘编自路军陈嘉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战略观》
材料三：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奋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有力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全国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复兴任务的不同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的主要举措。
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科举制如此命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废除科举制，是士绅阶层由清廷统治基础成为清廷革命者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分析说明。
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史书市场繁荣的原因，并简析史书市场繁荣背后暗藏的危机。(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史书业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 元代司农司的设立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旨“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司农司成为元政府最高农业管理机构，其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有些材料记载司农司还负责掌管“随路断没财产、人口、孳畜、屯田、供储”等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司农司成立之后，即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该《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是劝农使和各处监管农事的官员的工作手册。《条画》还有“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之类的内容规定。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延佑五年（1318年）又刊印《栽桑浅说》千份。
—摘编自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设立司农司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劝农立社事理条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