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   20世纪50~60年代，美苏曾经有过走出冷战、走向和解的尝试，但举步维艰。1960年5月巴黎首脑会晤流产后，赫鲁晓夫把改善苏美关系的希望寄托于新总统。应该指出的是苏美双方认识到有着共同利益的幼芽，应采取措施让这些相似的地方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会谈之前，美苏双方都利用舆论工具宣传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肯尼迪政府表示要坚决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地位。苏联则表示美国一定要承认苏联的实力，希望在柏林问题上按照自己的设想和要求达成协议。双方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而过于看重对方的弱点，都想提高自己在会谈中的要价而采取了不甚恰当的举动。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是会谈的重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互相“打量了一下”就各自扬长而去。美苏加剧了在欧洲的冷战，并把冷战扩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它们制造了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把人类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摘编自刘金质《冷战史》

材料   “载厘改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财政税制改革之一。厘金最初是曾国藩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需军费而采取的一种战时税收，后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税率也从最开始的1%涨到20%甚至更多，几乎达到“无地不征，无物不税”的地步。作为一项彻头彻尾的弊税，厘金制度从一开始就钳制了生产流通……又由于地方政府每年只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象征性的一小部分税收，及至军阀林立的北洋时期，厘金已然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基石。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决心启动“栽厘改统”改革。

如果单纯地把“裁厘改统”看作一场为外交活动提供便利、为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而进行的改革，那么这次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两个主要目的都达成了。总而言之，“栽厘改统”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利于自身，但不利于民生。

——摘编自孙晟《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效果评析》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战后争夺霸权的斗争仍日趋激烈。但是人民普遍厌战，和平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革命浪潮，列强不得不打着和平的旗号，企图掩盖战争并准备扑灭革命风潮。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建议与美国缔结条约，主张用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建议由美法两国向世界发出联合倡议，先由六个主要国家签署白里安提出的非战公约，然后由世界所有国家签署，由此，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公约被改造为"多边"公约，从而美化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法国政府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慑于美国的实力，不得已同意了美国凯洛格提出的方案。1928年8 月，《非战公约》签字仪式在法国举行。作为《非战公约》发起人之一的凯洛格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除了麻痹资产阶级和平运动者之外，《非战公约》并没有改变国际形势，也无力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

上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9 . 材料   朱葆三，1848年出生于浙江定海。他十三岁时因父亲重病而致家中贫弱，不得已年仅十四岁时便到上海的五金店当学徒。他平日里勤奋工作、生活节俭、刻苦学习并逐渐掌握了经营管理理念知识，得到店主赏识，在十七岁时便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1878年他自立门户，开了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1895~1911年他又相继创办了保险公司、船厂、浙江银行、面粉厂、自来水公司、上海《新闻报》等，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促进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在十里洋行的上海，朱葆三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当时还微不足道的革命党人中间均有朋友。在辛亥革命大潮中，朱葆三已逐渐觉察到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打着幌子的骗局，因此他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支持，并把变革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后退出政治舞台，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医院、上海孤儿院、尚义学校、同济医工学校。1926年夏，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终因年老，于9月2日在上海与世长辞。

——摘编自百度文库《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人物传记之朱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