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的编写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而且“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摘编自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教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郭戈《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材兴盛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建国后国家统一编订中小学教材的意义。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时期人们频繁地引用典、制、常、则等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代，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事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意义》
材料二 秦朝的法律制度已初步确立了我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经过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日臻成熟，体系日益完备，《唐律疏议》的颁布代表着中华法系的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完成为标志，儒家学派的某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此时法律便与儒家思想的“礼”完美结合，以礼为主，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基于宗法家庭观念长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礼”作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寻常百姓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礼制”则成为维护这个政体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陈栋良的《传统中华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
材料三 美国宪法虽然产生于独立战争的革命胜利之后，但它深受英国及欧洲大陆启蒙思想的影响，是最先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宪政化的楷模；同时也是对美国人民宪政实践的总结，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宪政文化，其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典型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有关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反映了权利至上、公权力依程序行使的法治原则。用宪法形式确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和宪政运作范式，是对西方法制观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意义。
——摘自季金华、金成富《美国宪法的成长及其法律文化意义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说明先秦至隋唐时期中国法律的演变趋势，并分析这种趋势的成因。
(2)根据材料三，概括美国宪政的原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美国宪政原则的实践。
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一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国“自由贸易派”认为：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评析这一时期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调整贸易政策的背景，并谈谈你对美国“公平贸易”政策的认识。
材料18世纪以前，西欧人很少外出就餐，绝大多数人都在家里做饭吃。
1765年，巴黎大街上一个名叫布朗热的男子开设了一家有座位的餐饮店，并称之为“餐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贵族佣人大批失业。无奈之下，他们掀起了一场餐饮业的变革。1789年，巴黎的餐馆不到百家。随着各地人员流动，越来越多的餐馆出现在巴黎街道。十年时间，餐馆数量已增长至500家，餐馆已变成王公贵族家餐桌的替代品。
19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它们从生产单位变成了消费实体。人们开始离家工作，也在其他地方展开各类社交活动，包括饮酒吃饭等消遣项目。城市中酒店、餐馆、酒吧成倍增长，1818年发表的《伦敦一览》中评价：“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座都市能给予劳动者与中产阶级如此多的生活享受。”
20世纪50年代，美国高速公路不断延展，汽车快餐餐厅的拓展也紧跟其后，把守在各个高速出口附近。很快，快餐就在全美国流行起来。快餐店对产品标准进行数字化管理，任何人只要按照数据操作，都可以炸出味道统一的薯条。
——摘编自[英]威廉·席特维尔著《餐馆：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
(1)根据材料，简述西方餐饮业发展的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任选一个时期，评析这一时期餐饮业的发展。
材料 年广久(1937—2023)，一生三次进监狱，关于他的事件，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当中。 他凭借着一个铁锅一把铲子，1976年就已经是百万元户。 在改革开放之初，个体户的他曾引起激烈讨论——成立公司、注册商标、“个体户”雇佣工人。他还被称作“中国第一商贩”，曾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年广久主要经历
| 主要时间 | 主要事件 |
| 1937 年 | 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一个贫寒农家，9岁起随父街头叫卖 |
| 1963 年 | 因贩鱼被判“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
| 1966 年 | 因为卖板栗被判“牛鬼蛇神”，被关了20多天 |
| 1972 年 | 转向经营瓜子 |
| 1979 年 | 注册“傻子瓜子”商标 |
| 1980 年 | 邓小平第一次提到“傻子”，就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就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
| 1984 年 | 邓小平第二次提到“傻子”，“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
| 1991年 | 因公司经济问题被判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 年。但1 年后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
| 1992 年 | 邓小平第三次提到“傻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 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
| 2018年 | 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中 |
| 2023 年 | 1 月 1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芜湖逝世，享年 86岁 |
——摘编自陶蓓蓓《叙事见人：统编教材中国现代史教学思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年广久“投机倒把罪”做出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邓小平多次提到“傻子瓜子”的原因，并对年广久“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材料二 梁启超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华民族观”。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1)指出材料一中“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