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材料   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大国为争夺世界环境发展事务的领导权而展开激烈竞争。美国自恃财大气粗，以“环境领导人”自居，日本则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承诺5年内提供1万亿日元的环发援助，限制有害气体的排放，赢得了超级环保大国的声誉。在1997年的京都气候会议上，欧盟积极主张发达国家将有害气体排放量削减15%，促成签署《京都议定书》，受到世界的好评。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试图争夺世界环境发展事务的领导权，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

——摘编自王淑贞《欧盟环境外交研究》

材料一   1932年政府声明，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宗旨包括

（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

（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30年代“体育救国”的口号响彻全国。

材料二   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5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

材料三   1980年，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打造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新口号。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五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全社会掀起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2001年新华社在社论中高呼：“申办奥运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综合国力、经济潜力、科技实力、文化魅力的竞争，是一场国家形象和民族地位的竞争。”

材料   课吏馆原本是各省为候补官员设立的学习机构。湖南巡抚陈宝箴于1897年将课吏馆纳入湖南维新大业，他认为，外患日亟、国运不昌之际，要想有所作为，“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同年十二月，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

1898年，由署按察使黄遵宪拟定的《会筹课吏馆详文》刊发。改造后的课吏馆，最高负责人为“总理”，实质性的下设机构称为“问治堂”。……馆中各课分为六类：一是“学校”，凡兴学育才、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等等。二是“农工”，包括农桑、种植、工艺、制作，希以此养育民众、丰富物产，借此收复利权，提高与日见增多的洋货的竞争能力。三是“工程”，四是“刑名”，五是“缉捕”，六是“交涉”，“凡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均归此类。”课吏馆另有“馆规”，有学习制度等。……考核采用积分制，共分三类：“勤业”“善问”“进益”。每人均按上述三类计分，列入表格，每月以90分为合格。

课吏馆新定的章程，既有对旧有制度的合理吸收，更多的是结合维新需求而作的改弦更张。……可惜事与愿违，“办理不善”“未闻实效”八字几乎成了戊戌维新时期湖南课吏馆的定评。随着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的辞别，湖南维新事业很快跌入谷底，紧随其后的便是政变发作，各项新政摧毁殆尽，课吏馆也因早产而夭折。

——改编自张求会《近代湖南课吏馆初论》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材料   “大班”是清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机构负责人的称呼。清朝的许多涉外事务是通过大班与行商的往来合作完成的，大班与行商通常只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贸易管理的关系。

1833年，英国政府任令律劳卑担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取代此前的大班，但英国既没有发给他凭证，也没有通知清政府。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未经准许，擅自抵达广州。律劳卑向行商表示，他要立刻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总督往来，并致函总督卢坤，声称他“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广东地方当局拒绝接收其公函，称“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但律劳卑置之不理。9月2日，广东发出告示，下令停止中英贸易。9月5日，律劳卑令军舰强行驶过虎门，与清守军交火，在广东当局抗击下，律劳卑命令军舰离开广州。9月29日，中英贸易恢复。这就是所谓的“律劳卑事件”。

——摘编自朱谐汉《律劳卑事件》等

一、①海禁令在朱元璋时，周全又完备，到成祖永乐时虽不断重申，但他更关心的似乎是诏谕海外诸番，宣扬国威，显示皇恩浩荡。此后宣宗、英宗、景帝虽然恪守祖训，厉行禁海，但基本流于形式。明政府也许不曾想到，这场严厉的海禁相反却刺激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勃兴。因为沿海地区地贫土瘠，人口日增，人民生活困苦，至隆庆时终于被下诏废止。沿海地区人们纷纷出海谋生，维持生计。至于天启—崇祯年间，政治腐败，朝政混乱，内忧外患，则使海禁更是成为一纸空文。【1】②嘉靖年间，倭寇依旧，浙江巡抚朱纨以严刑峻法惩治“通倭大滑”“巨奸”，以加严海禁，结果反被罢黜下狱而死。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并请于浙、闽、广三省复设于嘉靖初罢废之市舶司，对外国商船管理，部议从之。

二、③历史的吊诡在于，西欧白银太多，明朝商品过剩。恰巧中国1567年“隆庆开海”正成为举国上下的开放共识，朝贡贸易开始让位于民间私人贸易，走私贸易从此变为合法贸易，东南沿海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出现了。明朝商品不仅价廉物美，种类繁多，而且生产量大，规模效应强，涉及丝绸、瓷器、茶叶和药材、食糖类，可以说，【2】④“正是中国的市场及其在制陶、纺织和一些农产品（茶叶）加工方面工业的发展，才创建了国际贸易的基础”。⑤就在短短的5年后，崇祯用一根绳索把大明王朝缢死在一棵老枯树上。历史以无情的现实再度诠释了“成也海禁败也海禁”的辩证法。

该学者探究中所运用到的参考资料：

【1】《明史食货志》，卷八十一，第57页

【2】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