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柳宗元，唐中叶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更加重视教育实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道”“行道”的君子，也就是要培养具有“生人之意”的志向，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圣人之道，以培养能施以仁心、仁政，能够辅时及物、济世安民的封建治术人才。他和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主张写文章要有思想内容，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文以明道”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对扭转形式主义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宗元把传统的经学教育内容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百家之言乃至浮图。他主张既要“邃于经书”，又要“博取诸史群子”，即既要深入钻研儒家经典，又要认真研习诸子百家之书。这是唐朝时期“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其教育思想上的体现。

——摘编自何明明《浅析柳宗元及其教育思想》

材料   大西洋海上战略通道争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通道争夺战爆发后，英国在为大规模的运输队实行护航的同时，对德国舰队进行远程封锁，阻止其从英国和挪威之间的水道突入大西洋。由于英国在海军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德国海军只能依靠潜艇部队破坏海上交通线来打击英国。1940年德国占领挪威后，德国海军打破了原有的地缘困境，致使英国损失大大增加。1941年12月德国对美宣战，战争范围扩大到北美东海岸。1943年5月以后，由于盟军反潜技术上的突破，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激增。同时，苏联红军在东线节节胜利，德国空军在西线已所剩无几，英国空军便着重对出航中的德国潜艇展开海空猎杀。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抱怨：“在现代海战中，德国潜艇得不到航空兵的支援，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争夺战最终以英美赢得大西洋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权而告终。

——摘编自田原、胡红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西洋海上战略通道争夺战概述》

材料   赵丸章（1907-1968），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全国气象台网建设的实际困难，赵九章主动带领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相关研究人员与军委气象局合作成立了“联心”与“联资”两家合作机构。两家机构在“寒潮、台风警报等灾害性天气预报业务及培训预报人员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国卫星研制工作始于1958年的“581”组，当时赵丸章任副组长，该项任务涉及组织联合中科院力学所、自动化所、化学所、电子所以及计算技术所等平行机构，赵九章又主要负责卫星设计与火箭探空的技术问题，所以他经常把不同部门的科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研讨。1964年，我国导弹成功试射，赵九章敏锐地意识到卫星研制该真正提上日程了，于是立即着手向党中央写建言信，周总理很快就把信转给聂荣臻副总理落实。1959年3月，赵九章向国务院建议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1963年，他借鉴美国培养科技精英的经验，提出可以先办研究生班，后建研究生院的建议。赵九章不但是“我国把数学、物理学引入气象学的第一人”，还是我国开展海浪研究的第一人，开展现代空间物理学研究的第一人，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摘编自史现明《赵九章对科学家精神的贡献——协同精神与敢为人先的科学教育家典范》

材料 重视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之源。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应时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就能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摘编自“新华网” 《理想合肥·举旗帜》

材料   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的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朝廷赐其“经书、《孝经法帖》《渊鉴斋法帖》”，予帑金以支持其办学、学术科研及藏书建设。康熙至嘉庆年间，福建各级官吏捐俸或拨付田产，资其购置图书。1838年，“置古今经著四百六十种”，除经、史、子、集外，闽人著述和刻印书籍为数也不少，农桑、占星、巫医等稀见。其《藏书章程》规定：各书备士子观览后，应查修贮存；肆业生取阅，登记档册；夏月应行晒晾。1851至1908年，藏书先毁于战火再呈“中兴”，呈现传统经典史籍与体现洋务、新学、西学、时务等书籍收集并重。书院曾培养出林则徐、陈化成等。1901年，书院改为学堂，藏书由近代图书馆接收。

——摘编自陈明利《唐至清代闽台书院藏书研究》

材料   郭沫若在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后，他宣称“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这只是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信仰，有一个学习、认知、积累的过程，是经历了多方面的社会实践的。1924年，郭沫若回到国内，随即带领创造社迅速转换了文学活动的方向，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紧接着，他又投身北伐，亲历了血与火的战场磨砺，南昌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是他在革命实践意义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进而他“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在“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和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中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品格。

——摘编自蔡震《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

材料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须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前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