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八股取士之制被废止，改革传统的选官制度，建立近代化的文官考试选任制度从清末新政时期起，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发展。1901年3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总汇机关。新政时期主要有经济特科取士制、学堂教育选才制、留学生录用制、议员选举制等。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所拟定的文官选任制度，贯彻了孙中山以“考选之法”“网罗天下英才”的思想。
——摘编自关学增《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及其得失》
材料二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所谓的“五权宪政”，中央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构成，其中考试院为最高考试机构和人事管理机构，负责对各类政府官员的考任工作。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以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继承、吸收了中国传统考试、监察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精华，先后颁布了各市地有关公务员人事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公务员交代条例》《限制官吏兼职案》《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任用法》等。这些法规虽未真正完全付诸实施，但对当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诸如人才选拔、任用管理等具体工作有一定价值。
——摘编自廉茵《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初期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特点，并简评其改革成效。
| A．实现了理学求理途径的转型 | B．改变了传统儒学的价值追求 |
| C．引领了中国应试教育的方向 | D．推动了理学价值追求的转变 |
材料一 无论是来自欧洲文明的国际法，还是其他非西欧文明下的各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从其本源来看并不具有人类社会全体的共有性质。国家主权和平等的理念在当时并不具有普适性，并非生来具有全人类共有文明的性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直接关联。这里所说的“普适性”是指普遍适用、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国际法的普适性即国际法能够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遵守的现象。为什么唯独建立在欧洲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法最后取代了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多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唯一的国际法律规则呢？如果我们考察其历史，就会发现作为法律文明一部分的欧洲国际法在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其手段和方法并不一定是文明的，有时还伴随着武力与殖民。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成为实现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承担者。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护一定的国际秩序，国际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为国际多边主义行为或多极格局提供更多的制度性保障。国际法所调整的对象也已经由军事和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展，同时，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加，国际法的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呼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关切，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摘编自李伯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的角色定位、价值因应与制度供给》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国际法的主要特征。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原因和意义。
| A．遏制地方节度使势力的发展 | B．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 |
| C．强化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意识 | D．促进区域性商品市场的形成 |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制度建设的措施，并指出殷周之际制度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上的表现，并指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2014年6月22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材料一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之后，由于历史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工、矿、农、林等生产事业都有飞跃的进展，农业的生产尤为发达，从而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的继续发展下去。可是，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
——摘编自张伟保《唐宋帝国与运河》
材料二
元代在开创漕粮海运的同时，还相应实行商贸及官民水上南北交通以河运为主干的体制。利用京杭大运河航道，“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大运河开凿运行堪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发达的象征和杰作，是人类史上的奇迹”。在古代中国诸多巨大工程行列，唯有大运河能够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防御游牧铁骑的万里长城，虽然在国内外声名远扬，但就其对国计民生的综合功效而言，却明显逊色于大运河。至于秦始皇陵、明清宫殿皇陵等大工程的劳民奢靡，其正面效益更是与大运河有天壤之别了。
——摘编自李治安《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1)根据材料一、说明大运河成为“唐宋帝国大动脉”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元朝大运河与隋朝大运河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家群体由士大夫或文人组成，画家们重“立意”，追求超然于世。笔墨技法中以形写神、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山水景致是画家心中之景，形的精准与否，却不是关键，更多的是作者个人情怀体现的载体。黄公望曾言“不以刻画真山真水为目的，即使描写一石一木，也不能被笔墨所约束，不能失去文人的气派。”线条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画中被赋予生命与个性特征，是山水画家表达景物与抒情的必要手段。山水画家善于运用各种线条与各式皴（cūn）法塑造山石特性，大胆运用空白、突出主体，借助观者联想与想象自由发挥。
——摘编自黄宏《浅谈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之差异》
材料二 西方艺术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需要真实的再现自然。受此影响，早期西方风景画家在作画时，选择忠实的再现自然，画其所见之景，感受自然之美，遵守科学、合理、写实的法则。在西方画家看来，艺术之美在于真实，感情则是对真实性的补充。同时为了更真实的再现自然，画家们痴迷于研究透视、色彩、光影，并运用油画材料的特性和技法，逐步深入的将各种造型因素在画面上体现出来。通过科学的绘画分析、程式化的构图、准确的线条块面、务实的笔触、浓烈的色彩、微妙的光影变化真实再现自然风景。
——摘编自方苹《中西传统绘画特点的异同与其背后原因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推动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因素，并简析山水画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比较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的不同。
材料一西方体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祭祀、庆祝之竞技大会，以城市为中心发展，以竞技为主要特征。西方体育文化与斗争、冒险的哲学思想相适应，从而形成了重视“练形”，“健美”，讲究外在统一和激烈的风格。中世纪以来，随着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的发展，西方体育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外向型与开放性，表现出一种“天人有别”的精神内涵，注重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技术与技能的完善，最终在体育中不断实现身心的超越。近现代以来，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精神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其基本观念，如尊重、和平、友谊、团结、公平、人的全面发展，代表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趋势，成为了一个超越体育范畴，影响波及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
材料二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对现代社会中精神颓废的生活感到失望和厌倦。东方体育中强调“养生修性”、“天人合一”，“练养结合”，“动静平衡”的体育思想，对西方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出路。人类对仅追求胜负与狂热刺激的西方体育竞技日感不满，转而需求更多层面的身心体验和更深邃的高情感活动。东方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达内外，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注重肉体和精神统一的文化价值特征，在缓解高科技带给人类的不良影响方面，具有划时代的功能效应，成为满足人类精神需求，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的高情感体育活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体育精神的变化并说明其变化的实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西方体育精神的不同点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政治一统天下。君权至上作为一项基本政治价值准则，与君主政治相始终。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殷商帝王的“余一人”思想。秦汉以后，君权至上准则得到统治者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忠君义务观念是传统臣民观念的主要构成之一。这是一种基于君主政治条件而形成的传统——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与法律义务观念有所不同，其中并不包含人们对法律责任的自觉意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圣人与圣王相通，被统治者视为理想君主的象征。封建帝王虽然未必都是“对”的，但可以自诩为圣，阿谀奉承的臣子们也尊之为圣。于是，人们的负罪意识便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生活中，在天子“圣明”的灵光普照下，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并口称“臣罪该万死”，诚惶诚恐。在等级观念约束之下，人们无条件地服从着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从衣着服饰、言谈举止到思想意志，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等级观念剥夺了人们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精神，使人们不只在实际生活中，还在精神上做奴仆。
——摘編自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材料二
到了近代，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外交流的增多、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的臣民观念面临瓦解。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到20世纪初，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教国教民意识对臣民观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开始大力倡导国民观。国民是指以国家为本位、享有权利并担负义务，但是必须重义务轻权利、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重集体轻自身的一国之民。然而民（国）初为宪政实践的失败，又使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国民观也无法解决教国新民的历史问题，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转而向往公民和公民观。在他们的视域中，公民是以个体为本位、在国家中具有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思想、法律意识、契约精神和科学理性思想的个人。
——摘编自郑大华、朱蕾《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臣民意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民意识出现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公民教育的社会意义。
| A．社会危机下人们对英雄的期待 | B．主流价值影响生活观念 |
| C．文人借女性英雄题材抒发抱负 | D．民族认同意识逐渐加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