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初到陕北时，中共中央沿用了先前苏区时代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之后，又在这些立法的基础上，立足边区实际，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旨在巩固政权的法律法规。1940~1942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这一时期，中共适当借鉴国民党政府法律中的合理内容，使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在司法实践方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43~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回顾总结前期法治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抗战胜利、国共冲突、阶级矛盾等现实情况，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以及有关土地改革、婚姻、诉讼、军属、实业、武器管理以及移民等问题的法律。

——摘编自高志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新法制的途径大致有二：其一是以立法的形式整理、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成就，包括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奠定了新政权的宪制基础和框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社会改造的核心实践，并将之推向全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为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前者是人的解放，后者是土地的解放。其二是以苏联为师，这其中包括了以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基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法制知识体系的全面继受及司法干部的培训、基本法典（包括宪法、民法、刑法）的起草。

——摘编自陈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三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作为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就巨大。中国共产党在有14亿多人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必须始终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材料一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里艰难探索的十年。从“在枪杆上夺取政权的论断”到“上山”再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的理论”。毛泽东等人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

——杨超，刘文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周恩来的贡献》

材料二   中国的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个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材料三   1956年12月，毛泽东同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谈话时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并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材料一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向后，设立桂林、象那和南海三郡。郡设守、尉、监御史等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县设令或长，管理各郡县。南海郡在三郡中地位最高，南海郡尉有相对独立和专断的权力。秦朝对岭南的统治，采取政治手段与“五岭之戍”的军事手段，推行屯垦戍边和移民戍边政策，移民中有商人、文人、谪官、流民，但最主要的还是屯戍军队，这些人促进了岭南的早期开发。

——摘编自赵炳林《秦朝对岭南的经略和开发》

材料二   明朝前期岭南的治理方式基本上因俗羁縻，消极求安。到明朝中后期，因岭南地区“蛮”猖，边患日深，朝廷开始转向积根抚治：设立两广总督常驻地方，重新整合分散的行政、军事、司法等权力。…西江流域（岭南地区）各府县加强了地方政治中心和基层组织建设。通过设立营堡、检司，改善交通状况，把王朝权力系统延伸到蛮区深处。……内地的文化教育体系被全面地移植到西江流域（岭南地区），各地开始大规模建社学、修书院，刊印《大语》（小学）（教民文）等书，学习活扫应对、拜坐立之礼，并建立奖励制度。

——摘编自赵克生《经略西江：明朝对岭南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