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洪仁玕提出新治国主张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洪仁玕的思想主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永乐帝诏令自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始正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天子所在处），南京成为陪都，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
——摘编自万明《全球视野下的明代北京》
材料二 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三
材料四
请回答：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明朝迁都北京的利与弊。（史论结合，条理清晰，表达流畅）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朝代 | 宰相职位名称 |
秦 | 丞相、相国 |
汉 | 相国、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
隋 | 内史、纳言 |
唐 | 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中书令、侍中 |
宋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太宰、少宰 |
元 | 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
明初 | 中书左右丞相 |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废除宰相制的原因，并评析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立”与“废”。
材料 “大班”是清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机构负责人的称呼。清朝的许多涉外事务是通过大班与行商的往来合作完成的，大班与行商通常只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贸易管理的关系。
1833年，英国政府任令律劳卑担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取代此前的大班，但英国既没有发给他凭证，也没有通知清政府。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未经准许，擅自抵达广州。律劳卑向行商表示，他要立刻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总督往来，并致函总督卢坤，声称他“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广东地方当局拒绝接收其公函，称“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但律劳卑置之不理。9月2日，广东发出告示，下令停止中英贸易。9月5日，律劳卑令军舰强行驶过虎门，与清守军交火，在广东当局抗击下，律劳卑命令军舰离开广州。9月29日，中英贸易恢复。这就是所谓的“律劳卑事件”。
——摘编自朱谐汉《律劳卑事件》等
评析“律劳卑事件”里中英两国的做法。
材料 1921年列宁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与50多年后中国启动的市场经济改革具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其结局却大相径庭。同途而殊归，其中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摘编自赵大兴《同途殊归——苏俄（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短济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
请概括材料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北美人，不是出自欧洲，而是更接近非洲和美洲的混合……无法肯定我们到底属于人类哪一个家庭……
委内瑞拉一直是、仍然是、也必须永远是共和国。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分权、公民自由和取消奴隶制，以及废除君主制和特权阶级。可以这么说，为了将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和各种公共习俗重塑为一个整体，我们需要平等。
——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国会上的发言(1819)
材料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时期。智利的左派力量团结其他社会阶层，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防正法西斯势力上台；墨西哥、乌拉圭、智利、巴西、古巴等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到1934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有了共产党组织，并积极领导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34—1935年，巴西工人运动活跃，参加罢工的高达150万人，大多数罢工由巴西共产党领导。1932年，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了主要由农民参加的全国性人民起义，并在很多地区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虽遭血腥镇压，但在拉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2019年版《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玻利瓦尔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民族民主独立运动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是20世纪的历史潮流，它的兴起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危机同时发生的……这一历史潮流虽然在东方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形成势不可挡的洪流。它首先在亚洲出现高潮，接着转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从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大约30年左右时间，在亚非拉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体系。
——吴于廑总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试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给20世纪国际秩序中的“平等”问题带入了新的内涵。
——殷之光《国际主义：从第三世界独立历史出发的世界秩序叙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