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中国，四周是高山、沙漠和海洋，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内陆资源丰富，农耕经济下养成了知足常乐的性格。春秋战国，人们在农闲时分开展了角抵等养生保健活动。秦汉时期，五禽戏、蹴鞠、百戏等逐渐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受玄学影响，强调意、气、体协调配合的导引养生法和讲究“中和”的围棋盛行，舞蹈、投壶等活动也普及到平民阶层。唐宋时期，各阶层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热情度高、马球等具有娱乐观赏性的群体活动备受推崇。明清时期，民间还喜爱“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太极拳。

——摘编自周明华《中国的传统体育》

材料二：古希腊罗马三面环海，土壤贫瘠，人们出于生存、御敌和祭神的需要，崇尚战车赛、拳击、赛跑等户外运动。公元前8世纪，城邦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奥林匹克盛会，他们以力量、速度等展现人体的力和美，构筑了公共体育馆以供休闲之用。古罗马的体育具有浓厚的军事化特色，观赏残酷血腥的角斗竞技比赛是古罗马贵族喜欢的休闲娱乐方式，运动竞技场较多中世纪，休闲体育发展受阻，人们只有在宗教节日和农闲时分休闲、如在圣诞节、受洗节跳舞。15世纪，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宗教和世俗生活内容逐渐走向融合，足球、篮球、排球、橄榄球、曲棍球等集体项目逐渐大众化。

——摘编自刘锦清《中西休闲体育的发展历程与差异》等

材料   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指出，国家也和人一样，有生命周期，有它的幼年、青年、老年和暮年。在第二章“国家的生命周期”中，作者考察了资源、远程贸易、工业、移民、农业、金融、政府财政、社会能力、价值观念、战争等诸种影响国家生命周期的因素，最终得出结论：任何单一硬指标的衰退，都无法真正导致一个国家生命走向衰败，虽然不同国家的经历表现出略微不同的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国家整体创造力和灵活性的丧失才是衰败的主因。

材料一   春秋后期文化下移，九流百家兴起，诸家藏书丰富，各有著述，古籍整理工作亦逐渐兴起。简帛时代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古籍整理工作，当首推孔子校订“六经”。

—摘编自踪凡《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工作》

材料二   北宋政府在对散佚古籍进行多方收集的同时，着手古籍的编纂、校勘、注疏和著录工作。著作郎、校书郎等都是“清贵”职务，朝廷多从年轻而又有才学的官员中去选取。他们找到了整理古籍的方法，如校勘书籍要“广求其本”“兼本照对”等。他们在书籍校勘的基础之上，编定了很多目录，使众多的书籍部次得当，便于检索使用。

——摘编自王晟《北宋时期的古籍整理》

材料三   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而且有着接续不断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历史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的经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汉、唐、宋、清是古籍整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汉、宋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传统，而清代则是一个集大成的时期。

——摘编自孙钦善《戴震与古籍整理——兼谈对清代考据学派历史经验的批判继承》

材料一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会也在不断寻求新的保护力量。教会遂与法兰克人结成了联盟。克洛维以后的侵略扩张得到了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而教会也从克洛维手里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和金银财富。1035年及1043年，米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曾两次以武力反对大主教对该城的统治。这个斗争因为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干预和介入，而成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皇帝与教皇斗争的导火索。纵观中世纪中期两个多世纪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双方势力互有消长，教权最终取得了胜利。中世纪后期，英法两国迅速崛起。135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圣职委任法，不许教皇干预英国的圣职选举。14世纪，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和国会的建立为国王控制教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摘编自孙慧《中世纪的王权与教权》

材料二   10至11世纪，欧洲开始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商业逐渐活跃，从而“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了城市”。城市出现后，西欧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欧中世纪城市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商品交换扩大后，封建贵族需要大量货币，以便从市场上购买琳琅满目的精美工业品和东方运来的奢侈品。王室从城市得到金钱上的支持，城市还派出武装直接为王室服务。作为回报，城市也从王权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国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采取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制度等各种方法，竭力支持市民阶级的文化娱乐活动。城市和王权由于相互的需要而结盟，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兴盛，更促进了王权的加强。

——摘编自孙晶《试论中世纪城市兴起对西欧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20年代，即雍正朝以后，中国茶输入西方各国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包括北路的输往俄国茶。南洋市场上的中国茶，则很大部分由荷兰等国转运到欧洲等地。茶作为外销中的重要商品，输出量不断增加。至道光朝，仅销往英、美、俄三国的茶叶，年出口量就达6500万斤。这一时期，还形成了茶叶外贸的三大集散地：上海（销往欧美、日本）；福州（销往美洲、南洋群岛诸国）；汉口（销往俄国）。同治朝中后期至光绪十年（1884）以前，为茶叶外销的高峰时期，据掌管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户部提供的数据，光绪八九年间，出口茶已近2亿斤。

——摘编自内玛才让《中国历史上茶的贸易及茶业发展问题》

材料二   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献查理二世2磅茶叶；1666年，又向进献王后22磅12盎司茶叶。此后，上流社会也仿照宫廷时尚开始饮茶。随着茶叶输入的增加，茶叶价格有所下跌，以至普通老百姓都能饮用。特别是18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降低了茶叶税后，茶叶价格迅速下降，到18世纪晚期，茶叶在英国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19世纪，进入英国的中国茶叶和其他产茶国的茶叶数量继续增长，19世纪70年代中期，揉捻机，筛茶机与干燥机的发明、改进和推广，进一步满足了英国民众对茶叶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家庭茶会成为民众日常消闲的重要方式。1906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达到6.5镑，平均每个家庭达到30-35磅，总消费达2.7亿磅。

——摘编自李斌《近代英国民众休闲消费品的变化及其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