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材料一   甘地认为，英国用廉价的大工业纺织品打碎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从饥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中抢走了最后一碗饭。工业文明导致了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使人精神堕落。甘地发起了手工纺织运动，提出“纺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人民穿”。

——摘编自彭树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及其道德观》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甘地的报道多是翻译外国文章，对甘地以赞同、景仰为主。

1930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第二阶段开始，中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和旅居印度的学者，撰写大量文章，指出不合作运动中上层只顾自己利益，不同教徒存在矛盾，反英力量分散，无力抵御英国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只有“破碎‘非武力抵抗’和改良欺骗，革命才能更扩大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将不抵抗比同于甘地的非暴力。有报刊指出“中国的不抵抗主义仿效甘地非武力抵抗何其相像”。西安事变时，西北军打出“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夏朝君主），不做亡国的甘地”的标语。

1938年，中国报纸报道了甘地捐助中国救护车的消息，称其“为国际社会向中国表示同情之新例证”。1939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甘地同情我抗战》，报道甘地呼吁印度全国向“为世界主持正义而战之中国人民加以救济”，共产党《新中华报》发表《可贵的同情——甘地向印人呼吁援助中国人民》一文。

——摘编自唐文权《甘地两次不合作运动在当年中国的反响》等

材料   “西方”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政治概念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内涵指涉呈现出丰富而多变的历史图景，见下表。

——摘编自黄晓娟、胡国胜等《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的起源与话语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