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他们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被抬进纺织厂。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那么“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则是其腾飞的重要支柱。可以说：“英国工业经济，是从其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后的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城市人口逐渐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煤烟尘和水蒸气的结合也使伦敦成了世界著名的“雾都”。工业化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也大幅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

——摘编自赵一凡《英国现代化奇迹》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摩擦、矛盾时有出现，并面临着经济封锁等联合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富农阶层和耐普曼阶层(资本主义分子)逐渐崛起，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1925年，斯大林指出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926 年起，苏联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行“工业化公债”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满足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和资本积累。工业化开始后，苏联一面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一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最终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苏联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39.5%上升到1940年的61%，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同时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摘编自陆南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

材料   “西方”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政治概念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内涵指涉呈现出丰富而多变的历史图景，见下表。

——摘编自黄晓娟、胡国胜等《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的起源与话语变迁》

材料   同中央一样，地方上也存在着多种途径的司法行政。这主要存在于京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京畿“内奉京师，外表诸夏”，有着特殊的地位。历代在京畿设官分职，其权限和级别都高于其他地方。京畿地区的司法工作由首都各级行政长官负责，除处理本地区的诉讼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凡中都之狱，皆受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直接对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负责。中央的司法机关也兼管京畿的一部分司法工作。京城的治安机构一直多于地方，而这些治安机构都有兼理词讼的职责。此外，在京的中央机关，包括各部、院、寺监、府、侍从、警卫等机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也拥有与本部门有关的司法权。因此，京畿地区的司法行政总是多途并存。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是地处“蛮荒”，就是该民族上层人士占统治地位。地处“蛮荒”者，有都护府、羁縻府、州或土官的设置，司法审判大多是“汉人用汉法，夷人用夷法”。而少数民族占主要地位时，各地方大都保留着本民族原有的行政体系，因此在司法审判上也与其他地区不同。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的八旗等，在地方上与州县并存，又有各自的系统，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凡涉及本民族的诉讼则自理，而事涉地方的则与地方长官会审，不同人犯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