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冯道（882~954），“少纯厚，好学能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皆居高官显爵，自号“长乐老”。其自诩：“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
——据《长乐老自叙》等
材料二 史臣曰：（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旧五代史》
材料三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新五代史》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冯道的评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
材料一 灾异思想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谴灾异说”，将国家发生的各种异常自然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失道”“失德”。南宋时朱熹也大力提倡禳弭救灾的思想。“天人感应”与“灾异天谴论”的儒家理念使封建君臣在灾荒时期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为救灾尽心尽力。同时，儒家也支持进行求神禳灾等祭祀活动，虽然这种活动并不能，也不会真正起到禳灾作用，但它一方面向全社会表明国家对灾害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对民众的关心，并为那些无望的灾民提供了一线战胜灾害的希望。
——摘编自王红霞《中国古代的灾荒与儒家的生命力——以儒家荒政思想为视角的考察》
材料二 从乡村底层走上权力巅峰的明太祖，对荒政破败与王朝衰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年）他就曾明确告诫臣下：“恤其老……恤其幼……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在频繁实施赈恤的过程中，明初荒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一，将救荒的行政权力统一集中到户部，使户部担负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的职责。其二，明确了“不拘时限”的报灾之法，“勘灾既实，尽与蠲免”的蠲免之法，“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的赈济标准和“务使饥民切沾其利”的赈济原则。其三，构筑了“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的监察网络和耆民报灾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灾荒行政奖惩政策，有效遏制了官员在荒政中的懈怠和责任推卸等行为。
——摘编自杨乙丹、卢勇《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灾异思想给古代赈灾工作带来的影响。从灾异思想中指出儒家思想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太祖赈灾的根本目的及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 王韬（1828—1897）的思想主张
阶段 | 主张 |
墨海书馆时期 （1849—1862年） | 1849年秋，他进入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在他看来，西人“藐视傲睨而不为礼”，与西人通商“即大害之所在”，长此以往“华风将浸成西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已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西国所行者……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政教一体”和“君民同治”为立法大谬者 |
流亡海外时期 （1862—1874年） | 1862年，王韬因受太平天国运动牵连，被迫流亡海外。王韬首先批评了鸦片战争后国人的虚骄之气，明确提出因势利导，利用西方之利，师其所长，学习内容多为历算、格致、轮船、织具等。1867年后，他游历英国和参观议院后，称其是“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的重地 |
重回故土时期 （1874—1897年） | 他创办报刊，撰文称中国传统政治症结在于“民视君阀如九重之远矣”。英国立国之基并不在于时人所说的“船坚炮利”，而在于“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法政制度。“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驳驳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
——摘编自李栋、杨莹《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王韬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 A．藩镇割据的现象 | B．两税法实施的结果 | C．唐朝灭亡的原因 | D．宦官专权的危害性 |
| 《周礼•司寇》 | 国有大事，则集万民于王门。一日询国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 |
| 《左传•哀公元年》 | 吴之入楚也，使人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
| 《国语》 | （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
| A．最高王权未能实现绝对集中 | B．政权的贵族色彩较为浓厚 |
| C．中央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加深 | D．天子的行政大权日渐衰落 |
| A．冲破了华夷观念的藩篱 | B．洞察中国落后的历史根源 |
| C．表达了改良政体的诉求 | D．饱含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感 |
| A．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动摇 | B．思想领域呈现碰撞交融之势 |
| C．佛道思想的社会影响最大 | D．佛教本土化趋势的日益增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