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材料   《中外历史纲要（下）》的编写体现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立德树人的要求。在课程体系上，以马克思“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论断为基础，致力于破除“西方中心论”，力图揭示世界历史从古代的多中心，到近代的单一中心，再到现代和当今的多中心的发展进程。同时，中国历史始终是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中国的贡献更加半富多彩和完整。

以近代为例。近代以西方作为中心，共4个单元。欧洲国家依靠强大的实力，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极不合理的状态。这种极不合理的状态，在欧洲内部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揭露批判和工人运动的冲击，在世界上遭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坚决反抗。同时欧洲广泛吸收和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

——摘编自晏绍祥《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下）〉的总体构架及主要线索》

材料一   孔子列《关雎》为《诗三百》之首，汉人释《关雎》所言为“后妃之德”，对“妇言”和“妇容”的要求，都是在所谓贞顺“妇德”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周代礼制要求，女子从10岁起，要“执麻枲，治丝茧”，日后还要“观于祭祀，纳酒浆”，因为祭祀有时、丝麻之事无疑是“妇功”的重心。南北朝的“乐府双璧”中，《木兰辞》中的木兰最初是“唧唧复唧唧”的剪影；《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而且能够胜任“三日断五匹”的劳作。宋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王美娘“吹弹歌舞，无不尽善”，而且“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清代《镜花缘》以探花唐敖历险求仙及其女小山海外寻父为线索延展成书，书中称：“小山生成美貌端庄，天姿聪俊。到了四五岁，就喜读书，凡有书籍，一经过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书籍最富，又得父亲、叔叔指点，不上几年，文义早已清通。”

材料二   《诗大序》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人，只要他不想被人视为“俗”，而想攀附“雅”，他可以不遵守某种伦理规范，但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审美。所以，他们的女性意识一定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产生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最初的文学都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人生”。中国不同时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悄然间发生着从“妻子”到“爱人”的变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材料   《人世间》是当代作家梁晓声（1949年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于2017年12月首次出版。小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为背景，以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10年代，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小说中的人物有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有的子承父业努力打拼辛劳谋生，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摘编自马丽萍《梁晓声：<人世间>敲击着所有浮躁的灵魂》

材料一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红色音乐紧密联系革命战争，走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创作了《八一起义》《秋收暴动歌》《红军纪律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作品。由于根据地众多条件的限制，苏区的红色音乐大都以现有的并且在根据地流行甚广的民间传统音乐或国外音乐的歌调为基础，配上全新的革命歌词。

1937—1942年的五年间，大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音乐工作者涌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音乐创作趋于成熟，出现了《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东方红》《白毛女》等作品，代表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体现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略。

——摘编自梅世昌《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材料二1949—1956年的《歌唱祖国》以刚柔并济、抑扬顿挫的旋律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1964年9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风格，塑造和展现了“红色娘子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勇敢坚强的性格”。1964年10月开始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党史为线索，描绘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69年，殷承宗等人改编并重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被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制作成唱片，在国际上广为发行。

——摘编自张家欣《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