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的平等。
——1919年间孙中山和戴季陶一次谈话
材料二：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过了他的同事。……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精神取得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假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在中国……一种贴近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学者书斋里的或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活生生的，能够回答实际挑战，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现实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人。
——夏学鉴讲座《中国人文精神的产生、发展及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的主要观点，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设想有何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3）材料三所说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什么？指出它的核心精神实质是什么？
（4）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三大思想理论的认识。
材料一 就收支结构而言，清代前期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咸丰以后，田赋（地丁）收入与原来相比相差悬球。同时，盐课、关税、杂赋等传统收入在岁入总额中的比例亦大为降低。与此相反，新增加的厘金、洋税却一跃成为收入大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央设立财政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原有的14个清吏司改为田赋、漕仓、税课、管椎、通阜、库藏、廉体、军饷、制用、会计10司，并规范了度支部及新设10司的职掌。奏销制度在清代前期已经较为完备，但毕竟与具有现代色彩的预决算制度有别。因此，清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仿泰西之法”实行预算。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事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实行预决算的氛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始提出清理财政的具体计划和预决算进程。
——陈锋《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议通过《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政府各项苛捐杂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工业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实施税则贯彻阶级原则，征税对象以地主为主，对贫苦劳动人民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并于1929年颁布《兴国土地法》以更正土地没收对象，实现了税收征纳从凭借“政治权力”向遵从“国家税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遵循“先予后取”原则，将生产自足与“取税于民”相结合，征税对象由最初的地主、富农转变为一切有收入的人，征税原则从“合理负担”过渡到“普遍纳税”。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林源《中国百年税制体系的演变》
材料三 198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基本指向是打破“财政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通过“复税制”的建立、“利改税”的分步推进，一系列新税种的建立，同时又通过全面调整工商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和完善农业税等举措，初步建成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制体系。199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改革劳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大幅度调整其他税收，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等。
——根据郭朝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税制变还与发展》等整编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财税近代化转型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税收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税制改革的趋势。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西周时期的都城和古希腊城邦的特点。
(2)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摘编自余伯沆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在共产党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为此中共在特区以“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权，即在政权机构中，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同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7年开始就不能正常工作，1966年到1975年几乎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等著名论断。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摘编自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维埃政权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不足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三制”的特点与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建设变迁的趋势；就其发展过程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满，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竞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非常关注、重视宪法制定和立宪实践。土地革命期间，在苏联宪法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此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盛行，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被专断的领导意志所取代，出现了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肆意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1993年通过的修正案将这一表述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近代以来的制宪者所追求的富强梦想与实现民主、文明的现代需要结合起来，既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和独立的历史使命，又突出了推进民主和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
——摘编自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制宪历程的特点并分析制约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制宪实践。
材料一 经过30年的战争，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19世纪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步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方。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排除美苏而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侵略活动使国际法遭到极大破坏。战后，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赋予安理会制裁的力量。国际法院也在荷兰海牙成立。同时，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
——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据饶戈平著《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近代以来国际法发展的突出特点，并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对世界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有何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 有论者指出：“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这标志着“原来超经济强制性质的抑商政策开始向经济性强制的征商政策转化”。同时，商税征收制度化，也是对商品生产者私有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因为比起唐末五代对商税的横征暴敛，商品生产者缴纳一定的商税，以换取政府承担对商品产权的保护，从成本上来讲是合算的。北宋初年，全国各地曾努力革除五代十国时期苛刻的征商制度，并严格约束各级理财机构和征商机构，防止其过度苛征暴敛，使商品生产者的交易费用降低，商税征收制度化，说明“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因为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宋代允许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政府“商旅晚安，课利自厚”的目的。
——摘编自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赋税制度变迁的特点及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赋税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作用。
材料 在总结第一次医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新医改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建立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建立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
——摘编自吴丹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思考: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一轮医改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大一统”是对理想中的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高度概括。“大一统”观念是在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服事制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主导着中华大地的人群从分散走向凝聚，不断壮大，“滚雪球”一样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导着疆域从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一词，也由最初指称狭小的“王畿”，秦汉以后指称以“郡县”代称的中原地区，也像“滚雪球”一样拓展，最终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成了多民族国家一清朝的代称。可以说，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所有政权和人群对“大一统”理想的持续追求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分分合合、人群不断凝聚、疆域持续凝聚拓展，为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中国最终由传统王朝国家发展为近现代主权国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材料二 秦朝以来，“天子（皇帝）”成为“大一统”天下秩序的权力核心。废分封立郡县的举措使“中国”（中原地区）有了凝聚为一体的趋势，不仅使“中国”成为“大一统”观念具体实践的核心区域，而且拥有“中国”并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秩序成为评价后世王朝是否为“正统”的基础标准。“大一统”观念诞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中是学界普遍的认识，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高度评价。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秦、汉、隋、唐、明等为代表的农耕王朝的“大一统”观念依然具有局限性，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经对前代的治理思想和实践做过如下评价：“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皇帝可谓点出了农耕王朝“大一统”观念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也是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之所以持续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不断发展并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多民族国家中国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特点与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