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较为重视社会福利救济。中国古代的福利救济制度涉及生育、婚姻衣食、居处、生产、医疗、负葬、旅行……百姓生活的每个方面，只要确有困难均可由国家提供救助。中国古代的福利救济过分注重对社会上显而易见的鳏寡孤独残疾等典型的弱势成员的象征性救助，而不注重平常对社会上潜在的人数众多的一般贫困百姓的救助和铺导。

通过对老人的定期或不定期赏赐、供给，表现国家或君主“敬老爱老”的道德政治形象。国家并没有视弱势群体的福利和救济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在解决扶贫助困问题时，没有采取整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构思。唐代起初为佛教寺庙主持的“悲田养病坊”，后被国家“置使专知”并提供经费，变成官办的“养病坊”；宋代起初本白寺僧主持的帮助赤贫者安葬的事业，官府插手后变成“漏泽园”，置专官管理。

                                                                           ——摘编自范忠信《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及其精神》

材料二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目标来看，英国济贫法是为防止流民动乱破坏稳定的政治统治；德国社会保险法是为防止工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美国社会保障法是为解决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的保障机制，在其价值理念选择上应该将人视为制度设计的中心，尤其现代公民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只关注生存安全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发展需要，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理念需要重新定位。在“泛政治化”现象的影响下，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必然会服务于政治需要，成为党派追逐政治目标的工具。设计者把社会保障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从而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背离了人民的基本需求。效率、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者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西方多数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更多的是倾向于效率多一些。

——摘编自卢成会、吴丽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演变及局限性审视》

材料一1822-1823年，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革命。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情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它们(美洲地区)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是不可能的”。同时指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对任何国家所加于我的损害妥协”。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

——摘编自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等

材料二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及美国对亚洲“友邦”的政策时说：“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尼克松进一步指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为此他提出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1971年7月，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世界存在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不再处干完全占支配的地位，必须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这些都扩充了“尼克松主义”的内涵。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材料一   14至15世纪，黑死病多次大规模地席卷英国，教会提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临的惩罚。中世纪的英国政府虽是在上帝的光环下存在，但还是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在黑死病期间，英国政府颁布大量特许状，支持教会在伦敦等地开辟墓地来掩埋大量的死亡人口。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疫病事宜则多半由政府行政官员及其隶属的相应部门处理。英国政府积极地选拔得力官员填补因疫病造成的空缺，黑死病来临之前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审批的事务，在黑死病发生之后，往往一周甚至一日之内就可以完成。1350年，国王发布公告，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人出境，如有违者，立即逮捕，所有财物一律充公。政府还通过专门的立法，要求居民保持街道的整洁，控制屠宰场散发出来的臭气等。

——摘编自刘黎《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材料二     新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开展大规模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面对广大农村群众长期缺医少药，生病只求神拜佛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工作。一些党员干部还总结出了工作经验，比如对老人应该重点谈论对后代儿孙的好处，对青年重点谈论理想和前途，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伟大前途”。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式调节血防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例如浙江海宁县就动员了5千多人，在完成全县灌溉渠道的同时，完成了全县的500万平方千米的灭螺任务，从而减少了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随着血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批病人获得了新生，过去血吸虫病肆虐的洞庭湖区、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等地现如今都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农副产品基地和国家重要的经济引擎。

——摘编自窦国纬《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血吸虫病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