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历史上的“中国”
| 先秦 |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洛阳）……宅兹中国，自之乂（yi：治理）民”。 ——西周《何尊》 中国者……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 |
| 魏晋南北朝 | 时朝廷遣使诣（慕容）儁，儁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晋书》 |
| 唐朝 | 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仪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仪也。岂系于地哉？ ——《东晋元魏正闰论》 |
| 元朝 | 诸下海使、臣及舶商，辄以中国生口、宝货、戎器、马匹遗诸外番者，从廉访司察之 ——《元史》 |
| 清朝 |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雍正 |
——摘编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古代“中国”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一个古代“中国”的内涵，并予以阐释。（要求：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一 郑官应（1842－1923，又名郑观应）的一生是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他认为要把中华民族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就必需承认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三千来未有大变局，因此中国也需要变。他认定要与资本主义列强抗衡，就“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他呈给光绪的《盛世危言》的自序写道：“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摘编自汪熙《论郑官应》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材料二 郑官应指出，那些西洋人恃以雄峙海外的科学技术是“积数百年研究之功始得，一旦贯通其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偶然矣”。由此而提出组织力量译述西学，设学堂培养人才的建议。其次，他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所谓“人学”，既包括语言、文字，也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由此得出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学习西学不仅是学习“长技”，而且要学习西方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郑官应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即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就必须民富，而民富又必须国强来保护；要民富、国强则必须改革政治，削减君权，实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他认为专制政体对外已丧失御侮的力量，对内也不具有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能力。
——摘编自汪熙《论郑官应》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郑官应对中国时局以及对西学的认识。
（2）郑官应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简要说明这种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
| A．学习日本建立民主政府 | B．都主张变革国家政治制度 |
| C．主张以革命推翻旧制度 | D．将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目标 |
材料 自殷商迄于春秋列国，当时天子之相，诸侯之卿，名虽为文臣，实际都是武将。《左传》提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代不少官如侍中、尚书、博士、郎、谒者等，他们的长官都称“仆射”，这是因为“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日仆射”。后汉大将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拿笔杆子的文官）安足用哉！”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而轻儒，谋臣告诉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宋史学家范晔说：“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守文之徒，盛于时矣。”唐宋以后，不少武将是风流儒帅。宋太祖曾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的枢密使一般由文臣担任，确立了文尊武卑的等级制。
——摘编自李绍平《中国古代官制的因革与发展》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故学者必须博得医泊，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娉，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贤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孙思邈《备急千金方要方》
材料二中医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特色的医疗原则。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则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既有生物因素，又有社会和心理因素。同时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五脏与五体，九窍、五声等相互联系，组成人体和五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脏腑的表里关系通过经络联系起来，共同协调来完成人的生命活动。此外，中医还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提醒人们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防病于未然。《淮南子》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
——邝日建《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
材料三：在黑死病肆虐时，大约有1/4到1/3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灾难，一些人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而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深入思考，15到17世纪，人们在抗击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些卫生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大规模传入我国，中西医论争逐渐兴起，前期争医术为主，后期争医政（人员、经费、地位）为主。一此人士批评中医不清人体结构，管理松散，肯定西医考试录取医生，精于解剖。李鸿章认为中西医方法论不同，医药有别，希望“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道”。19世纪末《中西医粹》《中西骨骼辩正》《中西汇参铜人图说》等著述相继刊出，1910年中西医学研究会成立，“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
——－王旭东《世界瘟疫历史》、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医体现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观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疾疫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评述中国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影响。
材料一 从政治层面来看，周初统治者对商代天命神学观进行改造，宣称天命并不是永远眷顾商族，天只眷顾有德的统治者。……老子与孔子的重民思想开始体现在具体的为政措施上，《孟子》“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强调一切行动都要以民意为基础。……在孔子的眼里德是君主仁厚，在孟子的眼里德是君主要行仁政，但德都不过是对君主的一种人格要求。然而周朝的政治实践表明，人民对于君主德的要求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因此不少思想家对于君民关系、甚至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君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代天治理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人民通过非常措施，把君主推下台，另立新的君主就是正当的行为。《左传》“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便是这些思想的反映。
——摘编自侯荣华《从政治角度看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儒家民本思想在理论上最致命的一条是以“治权在君”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以“贵贱有等”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原理，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思想。用今人的尺度衡量，这种坚守等级法则的“以民为本”，即使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也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以民为本”。儒家民本思想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这种理想化的王者在人世间无处寻觅。儒家民本思想以规范性思维作为其显著特征，并以调整政治关系为其主要功能，而各种规范性，限定性、制约性的因素通常会与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当权者背离民本思想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公认的政治准则，在发生政治危机时，这类现象尤为显著。那些欲保帝位的人总是以“敬天畏民，与民更始”为修饰，那些谋夺帝位的人总是以“顺天应人，吊民伐罪”为口实，那些夺得帝位的人总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标榜。
——摘编自张分田《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民本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不能得到全面实现的原因。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籓，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二 从古至今，少数民族就是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依托，中国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都比较重视民族工作，把采取多种举措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作为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方略。
稳定边疆可谓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内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加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边疆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
——据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等改编
（1）阅读材料一，指出赵天麟奏议中认为行省制形成“审力之形”的核心观点，并概括元代行省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边疆是国内与国际的联络带，是国内安全稳定的防护栏，司马迁曾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请以清朝为例，分别概述中央政府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其意义。②习近平说：“治国必治边”。写出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而确立的重要制度及其主要内容，扼要说明该制度实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