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开始于10世纪后期。其实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和东方贸易有关的城市已然兴起。1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西欧各地不断有新的城市出现。许多城市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者脱离农村与商人集居而成的。还有一些城市是由封建主、教会、国王主导建立的，他们希望得到货币，而获得货币的手段之一是向城市索取。

——摘编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沿海地区的广州、明州、泉州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和洛阳。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要求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话本和戏曲就成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样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一   1950-1970年,联邦德国50家大公司的利润占整个工业部门总利润的比重由36%增加到50%。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拜耳公司营业额为32.6亿马克,20世纪70年代初为103.8亿马克,1983年猛增至408亿马克。菲利蒲公司年销售额为162亿美元,资产156亿美元,拥有34.3万雇员，成为超级垄断组织。联邦德国销售额过百亿法郎的大公司数额一直在增加，这些公司组织拥有几十甚至数百家分支企业，在制造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等方面都占有优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二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理论界日趋激烈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之争影响改革开放局面的进一步打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宗族主导是徽州人启蒙教育的一大特色。宗族将关于读书的具体要求以家规家训的形式载入家谱中，使读书上升为宗族内部的一项规范。如洪氏家族规训中规定：“读书学问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读书不可一日失，故家虽贫，学宜勉力。”徽州人提倡养正于蒙。古歙东门许氏强调：“蒙以养正，圣功也!夫养于童蒙之时，而作圣之功基焉!”徽州人关于蒙养有自己独特的做法，五岁就让孩子进入私塾读书，言行举止以儒者风度为标准，讲古人故事来端正其志趣；从小教育孩子孝敬长辈，逐渐地培养孩童的品性。徽州人还将蒙养与职业选择相联系，提倡早期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其成人之后的职业选择打好基础。

——摘编自季海燕《明代以来徽州家规家训述论》

材料二   明朝官府沿用、改编前代和新编蒙学教材

——摘编自马冠男《明代蒙学教材、教法研究》

材料一 清前期的棉纺织业有较大发展，但直到鸦片战争前，棉纺织生产始终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棉纺织与农业结合在一起，构成传统小农经济的典型生产结构。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棉纺织业的生产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清前期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棉纺织业在地域上的扩展:另一方面，棉布产量增加，从而商品量扩大;随着梳纺织业的扩大，棉布加工业随之发展。明清时期，棉布加工逐渐与棉纺织分离，形成独立行业;与棉纺织业和棉布加工业发展的同时，在棉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批以棉纺织、棉布加工及棉花棉布贸易为内容的市镇。

——摘编自方行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材料二 在18世纪末棉纺织业革命的熔炉中，棉纺织业与新近全球性的、充满活力和暴力的资本主义形式建立起最后的但也是最有决定性的关联。这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强制攫取。迅速扩张的工厂消耗大量的棉花，只有战争资本主义才能确保必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再分配。因此，原住民与掠夺土地的拓殖者、奴隶与种植园主、本地工匠与工厂主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个世纪持续地处在一种实力悬殊的战争状态中。正是压迫获得了新的土地，动员了新的劳动力，成为新兴棉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打造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