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大班”是清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机构负责人的称呼。清朝的许多涉外事务是通过大班与行商的往来合作完成的，大班与行商通常只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贸易管理的关系。

1833年，英国政府任令律劳卑担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取代此前的大班，但英国既没有发给他凭证，也没有通知清政府。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未经准许，擅自抵达广州。律劳卑向行商表示，他要立刻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总督往来，并致函总督卢坤，声称他“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广东地方当局拒绝接收其公函，称“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但律劳卑置之不理。9月2日，广东发出告示，下令停止中英贸易。9月5日，律劳卑令军舰强行驶过虎门，与清守军交火，在广东当局抗击下，律劳卑命令军舰离开广州。9月29日，中英贸易恢复。这就是所谓的“律劳卑事件”。

——摘编自朱谐汉《律劳卑事件》等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材料一 具有全欧意义的香槟集市（香槟伯爵领地上四个城市中定期轮流举行的集市）是当时最大的集市。它的繁荣期是在12至13世纪。香槟的领土同德意志、佛兰德、法兰西等国相毗邻。香槟本身的政治条件也是有利的，因为香槟伯爵只是名义上依附于法兰西国王，他们在自己不大的领土上建立了牢固的警察秩序。但香槟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它位于中世纪商业河道的中心，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佛兰德的呢绒和法国的葡萄酒、家畜是香槟集市的典型商品。但香槟集市在14世纪失去了以往的意义。从1300年起，香槟归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统治。法国封建主严重的财政政策使陆路贸易无利可图。所以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国的商人开始在大海上寻找出路。

材料二   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价格（特别是殖民地商品的价格）依赖下列情况为转移：欧洲和殖民地政治形势；商业公司活动；海上天气情况；海盗袭击；远方国家该种产品的收成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事变。这样一来，商品价格的波动往往非常大，投机家取得了最广泛的活动机会。在等待运载东方香料的新船队的期间，里斯本、安特卫普、里昂及欧洲其他商业中心都开始进行或跌价或涨价的投机活动。另一方面，欧洲商人开始运用放在远处的大量商品、甚至经常是途中的商品进行交易，而商业合同的参加者事实上不可能看见这些商品，只能满足于规定所买的商品样品的质量。1531年安特卫普产生了现代形式的商品与证券交易所——即期票、公债券、商品（主要是殖民地商品）和各国通货的国际投机中心。

——摘编自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考核官员的“上计”制度，主要考核仓库存粮、垦田数、户口、赋税数及社会治安等内容。秦代的政绩考核更加完善，对各级官员都要考核，制定了《课律》等法令，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两个方向的两个考绩系统制度。一是纵向的，即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即中央各部门的卿令，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各课其掾吏属官，称为“考课”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考课由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主管。

——摘编自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考课法，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考评。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神宗元丰年间，采取“四善三最”之法考核地方州守县令。“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所称、恪勤匪懈”。“三最”是“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磨勘法在考课法的基础上形成，所有文武官员，凡经过三年和五年规定的年限，都可以申请叙迁。故当官只要任内不发生过错，到年限便可升迁，这就使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考课实际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摘编自赵玉霞《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材料一 冰嬉，是明末清初的传统冰上娱乐形式，在乾隆朝达到了巅峰，号称冰嬉盛典。道光年间，清朝国力衰退，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清政府日常经费拮据，无力承担阅视冰技的财政支出，“天暖冰薄”成为停阅冰技的官方理由……道光二十年，潜藏多年的贸易危机逐步上升为战争，最终导致“冰嬉盛典”瓦解。光绪年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殖民化和近代化进程逐步加深。传统中国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试图延续康乾盛世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影响力。“冰鞋之戏”的短暂恢复，就是清廷为重现“王道之隆”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乾隆朝相比，光绪朝的“冰鞋之戏”虽然也试图在自身文化中寻找重振国家之路，但这种临时拼凑的庆典，更像是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清廷在恢复国家形象方西作出的被动“回应”。

——摘编自任昳霏、郭磊《飞驰的冰刀与停滞的帝国——冰嬉盛典与清代文化命运兴衰》

材料二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冰雪运动迎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1951年，在吉林省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滑雪表演大会，对当代滑雪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学校体育方面，滑雪也作为一项体育教学被列入教材。1953年，我国运动员在花样滑冰技能上开始迈向创新之路，与滑冰相关的群众性休闲活动也开始涌入人们的生活。1963年2月在哈尔滨举办的冰灯游园会，通过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时代冰上文化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冰雪运动纷纷走出国门，开始走向世界的舞台。1992年，在第16届法国冬奥会中，中国队实现了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在冰雪赛场上，中国的奖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运动员已经成为冰雪运动的竞争力量之一。

——摘编自崔乐泉、张红霞《从传统冰雪到冬奥文化：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