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面是部分史料中关于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记载。
史料一 | 贞观初，唐太宗指出：“自隋季道消，天下沦丧，衣冠之族，疆场之人，或寄命诸戎，或见拘寇手。”。 |
史料二 |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突厥颉利部抄掠汾（治今山西汾阳市）、潞（治今山西长治市）二州，“取男女五千”。同年，唐朝从高丽索回隋军战俘1万余人，还有大量的战俘因已定居高丽而未返回。 |
史料三 | 开元后，唐军制发生变化，如幽州北榆关（今河北抚宁区东）的戍兵，便“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 |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
材料二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谓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15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出现过四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第一波国际移民潮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期，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第二波国际移民潮在16—19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期，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第三波国际移民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移民”时期，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第四波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出现了“重返欧洲”或“重返亚洲”等“回流”现象。
——摘编自杜娟《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路径——兼论亚裔移民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主要类型及其相似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拉丁美洲前三波大规模国际移民潮出现的国际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外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文化影响。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法律法规 | 最低工资标准 | 工资发放形式 | 工资发放时间 | 加班工资标准 |
《工厂法》 | 以工厂所在地的工人生活状况为依据 | 通用货币 | 定期发放，每月两次 | 延长工作时间应加给平时工资的1/3—2/3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年） | 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额 | 现金（不得使用物品）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 | 休息日和节假日，发双薪；额外工作，发双薪；夜间工作，按一定的比率增加工资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年） | 由当地政府依据当地生活水平和职业等级，确定最低工资 | 货币和实物 | 每半个月发放一次；（临时性工作）工作完成时发放，且应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内发放 | 2小时以内，增加50%；2小时以上，增加一倍 |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1)根据材料，指出国共两党劳工政策中关于工资规定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共两党的劳工政策。
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欧洲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对于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商业角度评析明清“停滞论”。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汉初因之。武、宣之后，稍以委任。及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尚书令为端揆之官。魏、晋以来，其任尤重，执宰相之职。皇朝武德中，太宗初为秦王，尝亲其职。
——改编自《唐六典·尚书都省》
结合材料和所学，评述尚书令从中朝走向外朝的历程。| A．自治城市 | B．封建制度 | C．专制王权 | D．基督教会 |
材料一 （晋武帝）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荐人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房玄龄等人合著《晋书·武帝纪》
材料二 唐朝考核官吏品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后宋、明、清等朝基本沿用。
——摘编自萧曼著《唐朝防范腐败的考课制度》
材料三 梁启超认为“古来之豪杰有二种：其一、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为刍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他讴歌为民捐躯者，把鱼肉民众的所谓豪杰斥为“民贼"，主张以民利作为鉴别真假英雄的标准。
——摘编自李必胜著《梁启超人才思想评述》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关于人才道德标准的具体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意义。(2)根据材料三，概括梁启超对人才道德水平的新要求，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 A．国联的国际共管方案 | B．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 |
| C．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D．国共合作抗战宣言的发表 |
材料 不同的因果分析方法也被运用到现代早期西方的探险和殖民征服上。……文化决定论同样也介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扩张与文艺复兴所导致的创新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欧洲的扩张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在对欧洲扩张原因的分析上，那种比较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也占有一席之地。按照这种观点，欧洲人的成就皆赖于他们掌握了几项新的技术发明。然而，与所有决定论一样，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所带来的问题同它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多。为什么偏偏是欧洲人做好了采用新发明的准备？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新航路开辟的知识，评析运用因果分析方法所得出的“文化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进行多角度评论。论证合理，表述清楚）
| A．英国政府在战争初期暴露出的问题引发了文官制度改革 |
| B．战败使沙俄面临空前危机引发政府着手废除农奴制改革 |
| C．战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 |
| D．战争是对维也纳体系下国际法与外交制度的冲击和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