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严复与张之洞关于专利保护的不同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严复与张之洞有关专利保护的主张。
材料一 隋代以他官与三省长官共同参议政事，即为宰相会议。唐初建立政事堂，自此以迄五代，宰相会议始有制度化的决策方式。宰相会议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军国事务，都可以进行讨论。宰相会议对于各种政事在讨论后所作出的决策，一般即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上报皇帝批准后，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者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皇帝对于中书门下的奏状不予批准，则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诏令，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宰相会议讨论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始正式第一次。
材料二 唐五代，在宰相会议中实行集体决策的制度。在政事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时，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而是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对于决定的决策向皇帝上奏状时还必须有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如果某一宰相拒绝在奏状上署名，则此状即为废状。如果宰相意见未取得一致，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往往要被解除职务。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代宰相会议的特点。(2)概括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代的宰相会议制度。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一 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抗灾斗争史。从先秦至明清，逐渐建立了赈贷、平粜、蠲减、贫分、移民等体系完备的救灾赈济的荒政制度。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遇杭州大旱，吴中大饥，饿殍枕路。范仲淹实施了荒政三策：一是发放粮食并鼓励民众存粮，增高米价至180钱，四方商人争相进密，粮价回落至斗120钱。二是大兴土木，“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兴造寺庙、粮仓、吏舍，日役千夫。”三是竞渡宴游。“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范仲淹“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摘编自邓拓《中国救荒史》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1876—1878年，华北、西北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荒和其后流行的瘟疫，造成上千万人口的死亡。清政府财政困难，主要靠民间赈济，江南士绅自发到华北赈灾，赈灾的重点对象是儿童。外国教会也积极赈灾。洋务派地方大员参与赈济的整个过程。在军务、洋务和赈务发生复杂交织的情况下，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出现顿挫。洋务派出现了主张农工商各部门相弥相补、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农业以减灾备荒的思潮，并主张建立官、商、民多种力量相结合的救灾备荒体系。
——谢高潮《晚清洋务派恢复社会经济的荒政主张与活动》
材料三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三时段理论。布罗代尔有关历史的三时段理论，即人类历史发展分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对应着历史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地理环境是决定历史演进的根本要素，因为地理环境因素，变化极其缓慢；制度、法律、习惯等社会演变相对缓慢；普通人个体是历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王伟《布罗代尔史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范仲淹荒政三策的创新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丁戊奇荒”对近代中国荒政的影响。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布罗代尔三时段理论。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材料一拉丁美洲与欧洲文化交流简表
| 年份 | 人物及事件 |
| 1764 | “马德里皇家巴斯克国家之友协会”在西班牙成立，旨在推动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早期868名会员中有500多位墨西哥人 |
| 1768 | 墨西哥人阿尔扎特创办报刊，介绍《百科全书》及欧洲的科学新发现。他是法国巴黎科学院、“马德里皇家巴斯克国家之友协会”成员，还是抽水马桶球阀的发明者 |
| 1775 | “马德里皇家巴斯克国家之友协会”成员、秘鲁人德奥拉维德因与伏尔泰等人交往受到当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 |
| 1788 | 法国人布里索在巴黎组建“黑人之友协会”，宣传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圣多明各商人奥吉加入协会 |
| 1793 | 3位圣多明各代表参加法国国民公会，主张废除奴隶制 |
| 墨西哥城30多位学者受到当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罪名是谈论法国大革命，鼓吹殖民地独立等 | |
| 1804—1805 | 委内瑞拉人玻利瓦尔游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在巴黎亲历拿破仑称帝，在罗马发誓终结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 |
材料二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人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北美人，不是出自欧洲，而是更接近非洲和美洲的混合……无法肯定我们到底属于人类哪一个家庭。
……
委内瑞拉一直是、仍然是、也必须永远是共和国。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分权、公民自由和取消奴隶制，以及废除君主制和特权阶级。可以这么说，为了将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和各种公共习俗重塑为一个整体，我们需要平等。
——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国会上的发言（1819）
材料三玻利维亚人包括：所有出生于本共和国领土之上者；玻利维亚父亲或母亲所生子女，包括那些生于本共和国之外但依法明确表示愿意居住在玻利维亚者；本共和国的解放者……获得归化许可或在本共和国居住满三年者；那些迄今为止仍为奴隶，在本宪法发布后获得解放者。
——玻利瓦尔起草的玻利维亚宪法（1826）
(1)阅读材料一，概括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拉丁美洲与欧洲文化交流所涉及的重大时代议题。(2)在拉丁美洲，玻利瓦尔被誉为解放者。结合上述材料和时代背景，评析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 户籍年代 | 均田户数 | 受足户数 | 平均每户应受田亩数 | 平均每户未受田亩数 |
| 高宗时期 | 1 | 0 | 101.0 | 69.0 |
| 武则天时期 | 4 | 0 | 143.5 | 102.0 |
| 玄宗时期 | 32 | 2 | 148.7 | 106.6 |
| 代宗时期 | 11 | 2 | 149.3 | 89.8 |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均田制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 中国古人对政治的理解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二是对国家的治理。这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打天下”和“治天下”。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治天下展开的。要治天下，是需要对偌大的空间范围进行分土而治呢，还是进行分民而治，这就出现了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要治天下，就需要人手，靠帝王一己之力无法对偌大的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于是就出现了人事制度；要治天下，预防地方割据，就需要中央政府派人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就出现了监察制度。对于边远地区，或者说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帝力可及，但要想把他们完全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制度架构中，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治天下的内涵又被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因此而被增加了诸多精彩的内容。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
材料 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成望。公元前133年，在罗乌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每户占地总数不得通过1000犹格，超限土地收归国家分给无地农民。提比略·格拉古的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后来提比略·格拉古及其拥护者300余人被反对派杀害。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之弟盖约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随即恢复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为了防止灾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购进粮食，低价卖给农民。盖约还推行筑路法以改善交通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还推行军事法、行省包税制。盖约改革遭到反对派极力反对，公元前122年.盖约其拥护者3000余人惨遭杀害。在古罗马处于城邦危机时期.小农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格拉古兄弟改革难以成功，但改革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生活条件，沉重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具有明显进步性。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格拉古兄弟改革的主要措施并予以简要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