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天下费多”，等到大规模的战争一次一次地爆发，财政支出更是急剧增加。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而不佐国家之急”，坐视“黎民重困”。武帝通过行政命令，实行改革币制、算缗(征收商人的财产税)等办法，来剥夺商人。同时宣布实行盐铁专卖，原诸侯王封国产盐铁的主要地区，同样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之利收归中央。

材料二   北宋政府一再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令柴薪渡河津者勿税，又免农器收税。又规定：“当税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诚便商惠民之举， 而堪为后世治国者取法”；北宋政府的“冗官”、“冗兵”、“冗费”十分突出，其财政来源除了靠商税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商品的专利收入。从宋初起就对几个主要商品如盐、茶、矾、酒等实行专卖制度。富商大贾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他们的巨额财富，汴京是“富商大贾所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人从而拥有无数的“田畴邸第”，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