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长城的历史看，它首先是用于军事斗争的产物，从公元前7世纪前后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直至公元17世纪停止修筑为止，长城始终是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而存在的。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的提高。

——摘编自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材料二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在器械精良、炮火凶猛的日军进攻下，中国军人只能以肉体血战长城。强敌叩关的历史记忆、血肉相搏的御敌现实等新旧因素的碰撞促生了“血肉长城”的新概念。

——摘编自郭丽萍《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关于长城民族符号形成史的研究》

材料三   长城的修筑与运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精神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姜红明、杨娟《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