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材料一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英国议会邀请玛丽和她的丈夫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共同登上王位。在此之前，议会发布《权利法案》规定立法、征税等权力归议会所有，同时还规定国王维持常备军的时间不可超过半年，否则无法得到议会拨款。进入18世纪后，国王甚至连内阁事务也不再干预。随着选举制的发展，政党取代个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两党相互竞争，获胜者可以获得组阁的权力。由多数党组成的内阁，虽然形式上仍由国王任命，实际上听命于议会。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出现了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城市。然而这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却没有议员名额，土地贵族集中的东南部各郡的农村地区和旧市镇虽然人口凋零，却仍有选派议员的权利。新兴的工业贵产阶级要求扩大议会选举权，激进者主张实行普选、秘密投票。英国工人阶级也不断斗争，要求本阶级代表进入议会。本来不支持改革的首相墨尔本也认为“（改革）不可避免”。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法案，将选举财产资格限制降为年收入10镑，租房者年租降为10镑，租地者降为50镑。总计有56个“衰败选区”的选民人数已不足2000，其代表名额被取消，重新分配给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这场翻译运动不仅仅让落后的阿拉伯文明飞跃上升，且让逐渐衰败的波斯、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而最为重要的是，为一度沉沦但最终全面崛起的希腊、罗马文明奠定了复兴的基础。此外，翻译运动还使长期隔阂的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为地理距离所造成的文化交流障碍。翻译运动因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的全球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

——摘编自李晓非、孙晓天《阿拉伯帝国翻译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分析》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随着黄河流域各部落以及部落集团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逐渐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三族不断融为一体，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在民族大迁徙、大杂处、大交融的环境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诸子学说的争鸣竞长，促进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陈连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弘扬》

材料二   中华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下形成的，其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被强行嫁接或重新塑造，因而有着自己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数不清的思想大家、文化学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外来文化不是排斥与拒绝，而是吸收与创造，从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自己。

——摘编自张连珍《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广西有人开始被运往国外。1876年，北海（当时属广东管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从北海口岸出国的华工，每年多则4000人，少则数百人。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

——摘编自石维有、张坚《华侨华人与西南边疆社会稳定》

材料二   清末的广西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此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了大批的海外移民。清政府的残酷压榨，再加上天灾频仍，大量破产的百姓纷纷外逃。此外，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许多广西学子出洋留学，也成为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梁茜茜《论清末广西海外移民的类型及特点》

材料三   1940年，日军将越南作为向中国华南进攻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导致广西边境交通受阻，广西人迁居海外的人数剧减。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南进侵占东南亚，大约有11万侨胞又迁回广西。而广西一大批爱国志士，利用广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移迁至越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少数广西籍士兵流落在缅甸和印度。

——摘编自向大有《民国时期广西向国外移民三个时段社会背景特征》

材料一   汉代治国有成，与其发展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关联匯浅，而察举制即为其大端，韵脉及于后世，至今犹有余音。与帝王公卿由上而下征辟士人不同，察举之途是自下而上地推选人才，由人主择贤用能。此法古已有之，且广为施行。入汉之后,建制趋密,功效益彰，蔚为大观。察举制在汉代之流变，是一个渐趋繁密、日形完备、终成方轨、为一代所遵的制度化过程。作为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察举并非孤立而行，而是多与考试相辅相用以求得人才的。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后,均须考试。考试的内容依《后汉书·左雄传》记载，“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以经学、章奏为主。考试方式则有对策和射策，前者为命题作答，后者即抽签考试。考问主体上至皇帝亲策，下至公府甄核，几乎遍及察举的各个科目。

——摘编自张毅《汉代察举制的启示》

材料二   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诏令将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开皇十五年（595 年）,正式废除了行世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大业二年（606年）,“炀帝始建进士科”。唐高祖时期又规定士子自行荐举和朝廷考试。直到武则天、唐玄宗统治时期，随着一般地主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的衰落，广泛地从一般地主、士人中选拔有才能之士担任各项官职的条件才趋于成熟。自开元初，举行制举时不断诏令自举,科举逐步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摘编自赵晨曦《察举制中科举制的萌芽》

材料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同世界的总体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处在不稳定的世界体系的底层，中国人追求的是恢复在19世纪失去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习和探索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以便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两极格局中，中国同美苏这两个世界的主宰者抗争,向现存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根据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分析我国面临的威胁，开启了自觉加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并利用现行规则适时地调整外交政策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促进本国的发展。

——摘编自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程与经验》等

材料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全面、具体的制度性规范。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常设的民族工作部门。自设立以来，国家民委委员制不断完善。目前，有兼职委员单位32个，委员单位包括了国务院主要职能部门和涉及民族事务管理的重要单位。40年来，我国自治州和自治县（旗）的数量，分别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2个和59个，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数量也由原来38个增加到44个。《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每年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2008年，国家民委增设监督检查司。

——摘编自雷振扬等《改革开放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