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到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间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   遗产税亦称继承税，于清末民初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等驻外使节较早地了解了西方国家开设的遗产税情形，并传递给清政府高层。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实行遗产税，提出如中国能办（遗产税），即使为英国二十分之一，亦有五六百万银元财政收入。1910年，梁启超将遗产税视为“最良之税则”，批评清政府未能实施这些“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的税制。民国建立后，为获列强认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历年战争赔款和外债，财政亏空严重，遗产税的筹设也有了较大推进。首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将遗产税等新税目归入国家税项，熊希龄任财政总长时，将遗产税列入三年度财政计划；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着手制定遗产税的具体系例和实施细则，规定遗产税征税范围、起税点和税率层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条件，最终不了了之。

——摘编自雷家琼《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材料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不得不改变主意，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摘编自吴正俊《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材料 秋瑾于1877年在厦门出生,幼就读于家塾,天资颖慧,刻苦好学。1891年,其父秋寿南被聘为台湾抚文,她随父亲前往台湾,后目睹了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对此痛心不已。1896年,秋理与王子芳在湘潭完婚,期间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建组织、办报纸,大力宣传变法、禁止缠足、民权、平等等进步思想,推行新政。1903年王子芳官户部主事,秋瑾随之赴京,接触到更多的新书新报,视野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活跃。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扰到日本东京留学,1907年谋取革命起义失败后英勇就义。秋瑾十分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她的女权思想提倡女子走出封建家庭,进入学堂,接受文化教育,学习工艺,以谋得自立的基础。在秋瑾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之下,有一批妇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加入革命队伍。

——摘编自廉红燕《秋瑾女权思想研究》

6 . 材料 洪武年间，国都尚未迁到北京，在粮长制度下，国家不再派官吏收粮，而是通过乡村德高望重的“粮长”率领乡民，将四方漕粮沿着长江运输到南京。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因路途遥远、困难险阻重重，明成祖遂于永乐十三年推行支运法：各地农民先将漕粮运至运河沿岸由官方指定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再由运军（专门负责运粮的军队）分程接运至通州和北京二仓。支运法包括支粮和运粮两个独立环节，淮安等四大仓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先上仓后支领。时人谓之：“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正常年份，浙江嘉兴、湖州、杭州与（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漕粮民运到淮安仓交收，运军用3000只漕船支领淮安仓粮运到济宁仓，再用2000只漕船支领济宁仓粮运到通州仓。

——摘编自张程娟《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

材料   1937年8月22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苏联先后三次向中国提供总额达2.5亿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用这笔贷款从苏联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苏联还派出了援华航空心愿大队对日本直接参战等。苏联政府作出积极援华的战略决策，主观愿望是使蒋介石树立坚持抗战的信心，防止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情绪的滋长：迫使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苏联的“北进”计划并最终使日本对苏联实行中立；客观上则达到了苏联对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基本放心以及苏联能够全力注意其西线战事的目的。1941年后，由于欧洲形势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对华政策迅速发生逆转，由“援华抗日”变为“疏华联日”，停止了对华援助。

——摘编自李静杰《苏联援华抗日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   张衡（78一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起，张衡任太史令。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他制作了浑天仪，“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他又做出了一件震铄古今的伟大发明一候凤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张衡还做了另外一些机巧的器械。《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翻，腹中施机，能飞数里。”飞数里之说或许是夸张。不过即使只有数丈，那也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了，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