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